【编者按】 胡长清腐败案已过去10余年，但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没有从“任何情况下切勿与党‘离心离德’”的警示中警醒，及至后十余年“离心离德”、“前腐后继”现象不断出现。腐败现象当然不单单是个人和个例的问题，与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
这是采访过此案的一位记者的视觉总结，也是对加强党的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思考与探索。文章尝试从腐败现象的思想源头上诠释两个热点问题，一是愈来愈严厉的反腐措施面前“前腐后继”的思想和心态成因，二是群众疑问为什么“越反越腐”。文章指出了加强党性党风建设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同时也提出了需要解决好产生腐败现象思想层面问题的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系列反腐措施表明，党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000年3月8日，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犯受贿、行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执行死刑。“离心离德”是原胡长清腐败案中出现的词语，它反映新时期一个十分普遍但却容易被忽视的共同问题，就是日益蔓延的实用主义导致党性蜕变、理想信念和信仰异化，使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甚至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偏离事业和人生发展的主干道，在后胡长清时代上演一幕又一幕“前腐后继”的仕途丑剧。
一、实用主义的蔓延使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淡化，党性蜕变、信仰异化导致立场错误
胡长清在法庭上和狱中，不断回顾自己艰苦的成长历程和清贫的青少年生活。困难时期，因饥饿和贫穷患水肿病的父亲在去世前拉着胡长清的手说：“我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出头之日，你是男孩，家里你最小，我们家以后就靠你了……”为了求学，胡长清小时候挑萝卜到集镇上去卖来筹集学费，放学之后还要去放牛、割草、砍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即将走上刑场的胡长清，仍在不断倾诉对老母亲和家人的牵挂之情和那些印在脑海中的艰难生活画面。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胡长清在率一个国土系统的考察团出国考察时，给国外的朋友打电话说，共产党靠不住，我们这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没什么别的指望，就是要多搞点钱，将来能移民国外，过幸福生活。随后，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去了美国，要其成为自己将来的“依靠”。这通电话将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与党“离心离德”的面目表现得淋漓尽致。
1999年，在率团参加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当口，胡长清身揣假身份证，飞赴广州为情妇办事并在宾馆幽会，东窗事发，从而牵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在职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大案。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益完善的监督措施、高压的反腐举措，与窝案、串案、大案要案频发交织。人们慨叹道与魔斗争的剧烈，惊诧涉案金额的巨大，也奇怪还是有不少人“前腐后继”。
内心一面，外表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一个样，人后变模样。研究落马的腐败官员时可以发现，他们大多都有双重或多重的思想性格、矛盾的人生行为方式，而通过深入的剖析，则可以看出其成长和为政过程中的信仰异化的点点滴滴。胡长清从成长到毁灭的过程警示我们，在改革开放36年来党的队伍建设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理论与现实脱节，造成个人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甚至蔓延膨胀，使党员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应有的政治观和大局观，缺乏应有的理论和思想素养。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使社会矛盾增多并加剧，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导致部分党员干部思想开始动摇，使实用主义蔓延，导致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在一些党员干部思想中正变得越来越淡化。
全国党建研究会课题组2010年组织的调查显示，当前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在党性和作风方面表现出六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理想信念动摇。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具体表现：一是当领导干部的仕途与自我设计冲突时，就信念动摇，不相信党；二是一些曾经任职多年的领导干部，抛弃政治信仰，只相信权力和金钱；三是对党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知之甚少；四是对党的忠诚弱化。五是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双面人”现象严重。
——宗旨观念淡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遇事首先考虑的不是党和国家的利益、老百姓的诉求，而是个人“政绩”和私利。具体表现：一是对群众缺乏感情，不问百姓疾苦；二是决策时主要考虑自己和本地区、本部门利益；三是有的领导干部一味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四是对群众缺乏感情、态度冷漠，导致群体事件、越级上访呈现上升趋势。
——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不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表现在：一是缺乏调查研究意识；二是不会调查研究；三是只唯上，不唯实。四是学风不正，搞新八股和形式主义。
——民主作风缺乏。
——事业心责任感不强。
——贪图享乐比较严重。
这些在思想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现实的腐败案例警示我们，过度蔓延的实用主义使追寻理想信念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脑海中已经淡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开始退化变质，最终导致立场错误。
二、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部分党员干部丧失了发展信心，现实利益问题乘虚而入成了腐化剂，权力寻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党中央告诫全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多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面对众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党员领导干部内心不能坚守，现实利益问题乘虚而入成了催化剂和腐化剂，信仰渐变异化，一旦条件成熟，腐败的种子便生根发芽。几乎所有因腐败问题身陷囹圄之后的党员领导干部都在问同样一个看似十分愚蠢的问题，就是“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江苏省徐州市建设局原局长靖大荣曾算过腐败的“七笔帐”，发人深省，却悔之晚矣。
是什么使胡长清等这样具有高智商、高学历的官员在关键的时候犯了糊涂？多数时候社会舆论将之归咎于反腐“概率低”。应当看到的是，党员干部除了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之外，也是一个自然人，同时，他还承受着领导事业发展和群众监督、家庭生活的三重压力，一旦支撑他的思想天平发生了动摇和倾斜，就可能在权力的温床上发生腐败行为。
不断蔓延的实用主义思潮导致人生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在行进中逐渐模糊。支撑灵魂大厦的党性发生动摇，理想信念就开始模糊，很容易就导致对发展信心的丧失，走上邪路。多数因腐败落马的官员在走向腐败的初始阶段时内心深处都存在思想上的斗争，在“能力强”“讲义气、肯帮人”的时候，还是能分辨是非，但时间一长，特别是遭受工作和生活挫折的时候，“我老了靠谁？”“没权了怎么办？”“过了年龄提拔没指望了”等等这样的问题便在思想上不断出现，一旦出现立场的松动，则一溃千里。
胡长清腐败案中行贿的主角周雪华曾说，“游鱼贪食，钓者诱之，人则皆鱼，我则钓之”。周雪华深谙这种官商勾结，互相利用，互相渔利的关系，权利寻租套现在这种关系下开始迅速滋长。周雪华行贿胡长清的手段并不十分高明，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来形容是再确切不过了。
作为部委“空降”地方的省部级干部，吃饭、娱乐和舞文弄墨成了胡长清在江西的主要社交手段。胡长清案的主审法官王荣彪回忆说，在案发前的两年，胡长清曾介入一起经济纠纷，多次代表利益方出面请他“吃饭”，意在打官司中“关照”，均被其拒绝，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赤裸裸地出面干预经济纠纷的腐败劣迹初见一斑。
胡长清喜欢舞文弄墨，没有多少文化的周雪华便投其所好，隔三差五跑到胡长清临时居住的宾馆，不是给他送上一些当地产的毛笔，就是给他送一些写字用的高级纸张，还陪其海阔天空闲聊，显得特别有共同语言。
也就是个把月的时间，他就把位高权重、自以为是的胡长清琢磨透了。在发现胡长清不仅贪财而且好色的特点之后，周雪华就开始筹划利用金钱和美色“搞掂”这个高级干部的计划。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周雪华先后向胡长清行贿25次，计人民币144万元、美元2.5万元、港币85万元及价值人民币65万多元的贵重物品，几乎月月有“供奉”，行贿受贿行为近似疯狂。
巨额而频繁的贿赂，快速缩短了两个地位悬殊者的社会差距，没多久二人就称兄道弟，周雪华为将关系进一步推进，彻底套牢胡长清，开始“关心领导的生活”送女人。因为胡长清是省领导，当地人认识，周雪华便通过珠海的“妈咪”找来妓女乘飞机到南昌。周雪华将这些妓女安排在南昌的涉外大酒店，除给妓女报销飞机票、吃住全包外，每人“补助”5000元。他以“新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做秘书”为名将妓女献给胡长清。
胡长清的情妇胡某某要到广州生活，而在广州生活必须要有住所。为情妇买房的事情挂在了胡长清的心头，他把事情告诉了周雪华，周雪华一边同人到广州选房子，一边分两次送给胡长清购房款港币65万元。在家里、在住处、在学习的地方，甚至在车上，胡和周的行贿受贿的罪恶交易无处不在。
周雪华为什么要疯狂地送给胡长清这么多钱物？他供认：一是认识这么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很不容易，送他钱物是想联络感情，不想失去这个关系；二是胡长清帮我办了不少事情，我感激他；三是用钱铺路，我相信他会为我办更多的事。
周雪华后来坦露了长期藏于心底的对胡长清的看法：“胡长清有着强烈的钱财占有欲，这种欲望充分地表现在我送钱给他的时候，他的那种心安理得的实在感，那时我感到他已经暴露出自己贪得无厌的本性”。
从胡长清腐化堕落的轨迹可以看出，他与党“离心离德”有其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有教育走过场监督不到位的问题，更有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但一些地方干部在与笔者交流过程中说到，党员领导干部出现信仰异化的问题，固然有社会转型时期腐败问题多发产生的示范效应，但似乎又不能简单地用加强监督、加强理论学习来解决，解决信仰异化的问题心病还要用心来治。当前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中，要突出“以人为本”，体现“人性关怀”，需要解决好几个深层次思想层面的问题。
——用严格的党风党纪提升党员队伍的战斗力，用公开、公平、公正的执法环境凝聚党员的归属感，用社会公平正义培育干部群众的向心力。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老虎”“苍蝇”纷纷落马，“潜规则”被晒在阳光下，“红包”销声匿迹，人情世故被各种规范党员行为的禁忌“紧箍”，空前的反腐败力度和公平的环境已经开始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严明的纪律是党员干部抵抗不良风气侵袭的“抗体”、维护政治生命健康的“疫苗”，党员干部应顺势而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多琢磨事，琢磨怎么干好事、干成事，在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面前不断找到破题的方法及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用公正的考评机制引导形成正确的成就观和政绩观，通过选人用人的制度、管理和教育干部制度的改革，发现和培养党的中坚力量，为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在涉险滩、啃硬骨头的改革攻坚期，更加注重实干实绩，努力形成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用人导向，才能让更多的干部在矛盾面前敢碰硬，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以什么标准选人用人，是一个重要导向问题，也是一个价值理念问题，关乎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中央近日修订下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新时代选准用好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提供了与时俱进和针对性、可操作性、有效性都很强的“新蓝本”。
——用更广泛的公众监督来实现群众意愿、群众智慧在行政决策中的体现。一段时期以来，干部监管的问题上，确实存在“上级太远、下级太难、组织太软、纪委太迟”的现象。只有通过更广泛的群众监督来实现群众意愿、群众智慧在行政决策中的体现，才能达到反腐倡廉和疏导社会情绪“一石双鸟”的效果。
——理论学习与改革创新有机结合，作风建设和善谋实干有机结合，清肃“假大空”，感知党的灵魂与精神存在。优良的作风能营造出善谋实干、善做善成的工作氛围。改进作风、端正党风，一靠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落实，二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总结腐败干部的教训，问题总是容易出现在地方和部门主要领导岗位上，发生在作风强势霸道的干部身上。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大力培育和营造党内民主氛围，有话说当面、有话摆到桌面说的好风气，旗帜鲜明地反对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搞“小圈子”、团团伙伙，甚至热衷于写匿名信、“告黑状”，光琢磨人、不琢磨事的行为，在实干中找到党的优良传统的灵魂和精神。
三、建立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能根本遏制信仰异化的问题和变本加厉的腐败现象
实用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思潮，不能坚持和维护真理，不能坚守理想信念，也是促使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与党“离心离德”后走向腐败深渊的幕后推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
在反思胡长清与党“离心离德”，探寻腐败分子蜕变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实用主义替代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思想和信仰全面异化之后，不良风气侵蚀、小集团利益以及仕途不顺、家庭不和、对社会现象不满等各种因素导致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在权力和利益、公私问题面前失去了应有的正确立场，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中，“前腐后继”甚至变本加厉，出现“群体性腐败”、“习惯性腐败”乃至“报复性腐败”的现象。
——集体贪腐。湖南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一个有770人的正科级事业单位，每年收取税费达4个亿，掌控着耒阳市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个被网友称为“史上最肥科级单位”因集体贪污、行贿、受贿，使国家税收流失，涉案人员多达100余名干部职工，其中55名中层干部被立案侦查，涉及金额多达500余万元。
——因亲情腐。江西省南昌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周宏伟把自己犯罪的原因，归结为家庭不幸和包养情妇“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这种压力也成了自己收受贿赂的动力”。以此作为“动力”的这种人，有的是“穷怕了”，“少时贫苦，历经艰辛奋斗，就是为了出人头地过上幸福生活”，拼命地捞钱；有的包养情妇，企图用金钱拴住情人的心，建起自己的安乐窝；还有的是家庭发生不幸，需要大量用钱，于是就将手伸向了不义之财。
——为腐而腐。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订立了“留2000万元给儿子，2000万元给女儿女婿，2000万元给自己安度晚年”的“宏伟目标”，疯狂敛财，大肆受贿，涉及多个领域，数额惊人。
——习惯性贪腐。海南省海口市地税局龙华分局原局长陈小涛有一句名言，叫“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他交代，自己开始不想收、不敢收，到后来敢收也敢送，但“因为整个系统形成了上行下效的坏风气，如果不跟着感觉走，就难有立足之地”。于是，他把“不给钱不办事，小事小送，大事大送”作为信条，在短短的几年内，收受人民币1056万，美金3.5万元。
——贪腐年轻化。北京西城区检察院总结近年来贪污腐败案时发现，许多年轻党员干部“刚成为部门领导”就走向腐败，出现腐败的“35岁现象”。2005年至2010年间西城区检察院受理的35岁以下职务犯罪案件18件22人，占立案总数的12.9%，涉案金额在百万以上的特大案件有8人，大案有10人，占总数的83%。
——精神空虚。南昌市委原常委、南昌县委原书记汤成奇不仅涉案金额巨大，而且长期在南昌的高档酒店包高级套房玩弄女性。“腐败性质之恶劣、涉案金额之巨大、生活作风之糜烂、领导作风之独行专断，令人十分震惊。”
人的精神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变本加厉，有时甚至近似疯狂。这些 “有能力”、“有政绩”、“有荣誉”的党员领导干部由信仰变异、思想变质、心理变态、心灵扭曲而走向腐败，成为和平时期共产党人队伍中的政治变节者、腐化堕落者。
腐败问题从个体现象演变成社会问题，不仅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关系民心向背和执政党生存。监督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防范自由裁量权过分集中，加强党性党风建设，建立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和公平法治的市场经济已刻不容缓。
一是反腐败要持续高压态势，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建立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经济环境而言的社会政治状态，是政治生活现状和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而正能量是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政治生态和正能量相辅相成，构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引导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主流价值观绝不能允许“劣币驱逐良币”。让生活充满公平正义，充满希望，让成功归属于积极进取、不懈追求的人，社会才有凝聚力、向心力。
二是重视理论创新，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引导和培养。实用主义其实并不新，但它吸引人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反”，即批判性。而目前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很少甚至基本不参加理论学习。面对社会发展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不能用系统和有效的理论解释、解决。因此，党的理论探索要注重创新和引导，一方面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理论联系实际的引导，另一方面要注重对党员队伍情绪和心理的疏导，使党员领导干部群众保持良好和健康的精神状态。
三是党内监督不能流于形式。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个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向纵深推进，机构、人事改革在进一步深化，牵涉地方发展的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的使用经常出现，一些参加决策的党员领导干部架空党内和党外监督。要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广泛深入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监督制度，完善述职述廉以及重要工作、重要情况、重大问题报告等制度。
四是通过强化制约，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坚持以规范和制约权力为主线，以完善“制权、管物、用人”制度为核心，以强化权力阳光运行为突破口，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互相制约又互相协调的制度体系。
五是建设公平法治的市场经济，全面挤压权力寻租的可能空间，杜绝权力背后的“不法埋单”。肃清附着在经济体上的“灰色成本”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靠三条：一是清理和减少审批权、管理权限；二是将审批权、管理权及行使过程置于阳光下操作；三是构建统一的经济诚信体系，提高违法违规的法律、经济及道德成本。
六是发挥巡视制度的积极作用。腐败案的发生，有的时间跨度长达数年甚至十余年，各种苗头早就显现，这也是腐败案件发生后社会舆论质问较多的重要原因。在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过程中，需要研究改进和创新巡视的工作方式方法，完善工作制度，善于在巡视中发现问题，发挥巡视成果的作用。
七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纪检监察部门应加强对社会舆情和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和处置，建立和健全网络举报、短信举报等新形式的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关注并及时回应网络和社会热点问题。反腐败要重视民意，用民意促进领导干部队伍的党性党风建设。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继续加强党性和理想信念的主题教育，重视党员队伍的信仰基础。
可喜的是，党中央在十八大后实施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腐败新举措，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2013年岁末，中央又发布了反腐败五年规划，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新格局悄然呈现。中国社科院最新调查显示，超七成公众对未来反腐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