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承志《心灵史》抒情性特别浓厚，而理性的批判力、判断力则极度缺失。批判力缺失具体表现为是非不分、戴有色眼镜、自相矛盾、以偏概全、故作高深五个方面。《心灵史》之所以丧失批判力，根本原因在于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作者在书中对哲合忍耶的一味赞美和对其他地区流露出来的嫌恶。正是东西部地区贫富悬殊而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这一社会问题的体现。《心灵史》主观性浓厚但缺乏公正客观的批判，理性根基薄弱，缺少理性力量的支撑，只有热的抒情而没有冷的理性批判，情感的抒发热烈但易受质疑，所要达到的效果远没有作者设想的那样震撼人心。
关键词：张承志 《心灵史》 批判力 抒情
《心灵史》是张承志的封笔之作，讲述了清朝乾隆年间至民国九年（1920），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的历史，既写历史上哲合忍耶追求心灵自由的历史，又融入作者自身生命体验。写了作者在探索这段历史时自己的心路历程，故名“心灵史”。从题目可初步判断，本书将会对人的主观精神有浓重描述，而翻开《心灵史》，读者也会发现文中“我”字的使用频率颇高，可以感受到作者主观的情感意识十分强烈。抒情性特别浓厚，这是《心灵史》的一大特色，其弊病也在于此——抒情充斥全书，而理性的批判力、判断力则极度缺失。
抒情浓厚而批判力缺失，具体表现为是非不分、戴有色眼镜、自相矛盾、以偏概全、故作高深。
第一，是非不分。作者对其笔下的哲合忍耶持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即单向度的褒扬，一般来说这种特殊的情感只有在小孩子身上才会体现出来。要么认为某个事物全是好的（全美），要么认为某事物全是坏的，但体现在一个中年人身上，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看看哲合忍耶存在的问题——对女性地位不尊重。在《穷人宗教》一章中，老人们在一起八卦，“他们能讲清马明心家里一文钱一粒米”，可是却讲不清马明心两位夫人哪位是哪位，可见女性在哲合忍耶这个集体心理中地位之低下。哲合忍耶对女性的要求是苛刻的：“他们的女人要含辛茹苦，推磨扶犁。男人被捕就探监或被流放，丈夫若牺牲就献出儿子”，但是宗教功课的场所、典籍、用具包括用水却“不允许妻子儿女触碰”——这使人想到鲁迅《祝福》中祭祀时不许祥林嫂沾手。哲合忍耶宗教是政府的受迫害者，而女性是哲合忍耶宗教的受迫害者——作者张承志对前者大肆渲染，对后者却视而不见，他把这些内容写出来恰恰还是作为对哲合忍耶女性观念的赞同。总的来说，哲合忍耶是书中的主人公，作者对这个主人公怀有的态度是欣赏、崇拜、歌颂；一味的欣赏、崇拜、歌颂，这个行为态度本身就显得浮夸，而对其欣赏、崇拜、歌颂的对象所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是非不分甚至大唱赞歌，未免滑稽。
第二，戴有色眼镜。“戴有色眼镜”与“是非不分”有相通之处，“是非不分”强调作者在是非对错问题上的判断之谬，而“戴有色眼镜”强调作者对客观事件的描述形容之谬。书中有这么一段富有个性的文字：“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讨好皇帝，也因作贼心虚，主动上折，奏请捐献个人银子四万两助战。结果——老谋深算的乾隆看出破绽，一查到底，发现甘肃官吏假卖监生名额济赈救灾，人人贪污。乾隆伪装清廉……”情感倾向不能更加强烈，然而这一段话是作者置于页脚、对“冒赈案”的注释。“为讨好皇帝，也因作贼心虚”“老谋深算”“伪装清廉”至少这三处要删改；而单从艺术性来看，情感这么直露实在令人生厌，也远不如删掉之后令读者自个儿品味为佳。读者已经可以直觉地感受出来，作者不是简单的戴有色眼镜，而是戴重度有色眼镜；而对作者戴的这副重度有色眼镜进行肢解，可以培养辩证思维能力——当他称官军“武器只是卑怯者的标志。这是真理”，那是不是也可以说哲合忍耶“信仰只是弱者的自欺。这是规律”？当作者几次三番表彰哲合忍耶的坚守信仰，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也反映出固执、刻板？作者说“他们几十万人，都因为正在坚持着一种精神，才可能活得震撼人心”⑥，那怎么不分析这“一种精神”对“几十万人”生命是否存在荼毒作用？“几十万人”坚持着“一种精神”，这种描写也不能不让人对哲合忍耶人民精神世界的自由、丰富产生怀疑。
第三，自相矛盾。《心灵史》的行文，不知何故，竟会出现前后逻辑的不一致。在书开头作者强调了哲合忍耶超乎寻常地谙熟历史⑦，可是后文竟写“官方御制的《钦定兰州纪略》二十卷，详细记载了这次战争的每一天过程……但是，关里爷、毡爷、曼苏尔、及无名氏们对于历史的过程本身的淡漠，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对于他们这种作家来说，只要实现了牺牲的念想，一切就已经结束。若是非要回忆过程。他们宁愿编个故事”，超乎寻常地谙熟历史的哲合忍耶，不但不比清朝官方的历史更加翔实。反而显示出“淡漠”。他们的“历史”竟然只是“编个故事”。作者在《心灵史》一书中。他并未直接给出“人道”的定义，只是说哲合忍耶多么“人道”，反反复复说来说去一大片，始终语焉不详，结果暴露出他对于“人道”的认识其实也是含糊不清而存疑的。既然说哲合忍耶是个坚持“人道”的集体，那又说他们的性压抑“摧残人道”。这不是矛盾吗？抑或此“人道”非彼“人道”？那到底是哪个“人道”？笔者推测，这种自相矛盾的问题。根本在于作者高举感性旗帜。抒情太过而没有基本的理性的支撑，导致行文出现漏洞，经不起细究，导致文章不能使人信服。
第四，以偏概全。作者似乎特别喜欢使用“最”“一切”“任何”这一类绝对性字眼。在《心灵史》全书中，“信仰”一词出现了125次，而“最”字出现了132次。话说得太满，是情绪热烈亢奋的体现，但难保不出现例外。比如作者认为“举义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受人赞美”，可事实上呢，比如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已有学者定义太平天国为“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又比如作者引用圣徒的一句话，“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接着他说：“我坚信：一切哲学，都会被这句话震动。”作者难道不知道马克思费尔巴哈孔德尼采都是无神论者吗？像作者所言“一切哲学”只能糊弄黄口孺子，有一定文化的人不会不知道大多数哲学流派是无神主义。作者竟然说出这样的句子真是欠考虑。动辄使用“最”“一切”“任何”这样的字眼，只能说明作者头脑不冷静不慎重不严密。读起来给人以浮躁的印象。
第五，故作高深。哲合忍耶的圣徒有过一句话，“克拉麦提是真主的意欲”，而作者捧为“这在今天看也是极为深刻的神学观点”——其实。这是很浅显易懂的。基督教圣经中就有“神迹”一说。又比如作者写“天命，这种人证明自己是有灵魂和信仰的最低形式，对人的生命过程如一道川流不息、迎面而来的长流水。这极其深刻。这是一种关于人的重要观点”——深刻么？几千年前中国的孔孟之道就有过“五十知天命”“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一类的言论。
为什么《心灵史》的抒情浓厚而批判力丧失？其根本原因在于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
《心灵史》成书于1990年，当时正处于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时期。早在近代，东部地区经济就领先于西部；而建国之后，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更加明显了。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对东部地区的倾斜。使东部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西北内陆还很贫穷。从《心灵史》反映的社会背景来看。当时东部地区虽然经济发达但精神文明贫乏。而西北内陆恰恰相反，西北内陆物质匮乏但精神富足，民风淳朴，尤以哲合忍耶所在地区西海固为代表。作者深感于东西部的这一差距，对东部精神文明之贫乏极为不满。转而投向西北内陆淳朴民风的怀抱——“当我觉察到旧的读者轻松地弃我而去，到书摊上寻找消遣以后，我便牢牢地认定了我真正的读者，不会背叛的读者——哲合忍耶”。作者在书中出现偏颇，正是东西部地区贫富悬殊而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这一社会问题的体现。
借用张承志在《心灵史·走进大西北之前》第一段中的一个短语——“温暖的黑暗”——来做比喻。“温暖的黑暗”是指西海固高温、漆黑的夜晚，不妨用来引申：“黑暗”是指哲合忍耶物质文明贫乏。而“温暖”是指哲合忍耶精神文明富足。与之相对的是“冰冷的光明”，“光明”是指其他地区物质文明发达，“冰冷”则是精神文明贫乏。作者对“温暖的黑暗”和“冰冷的光明”的认可程度立见分明。但由于作者身陷其中，只把“温暖”作为整体来感受。未能辩证地分析这“温暖”中的好与坏，没有扬弃，使得《心灵史》只有热的抒情而没有冷的理性批判。缺少理性力量的支撑。使得情感的抒发热烈但易受质疑。所要达到的效果远没有作者设想的那样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