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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之路径分析5篇
【篇1】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之路径分析
关键路径分析（CPM）
意义与功能
通过绘制网络图，找到影响工期的最关键的任务，加以监控。
基本概念
1正常工期（NT）：正常情况下，完成单项任务所必需的时间。
2最早开始时间（ES）：单项任务可以开始的最早可能时间。
3最早结束时间（EF）：EF=ES+NT。
4最迟结束时间（LF）：不影响工期的前提下，单项任务的最晚完成时间。
5最迟开始时间（LS）：LS=LF-NT。
6松弛时间(ST)：不影响工期的前提下，单项任务开始时间可以推迟的最大限度。
ST=LS-ES=LF-EF 。
7关键路径(CP)：网络中的最长时间路径。
具体内容
1 工作任务分解；
绘出连接所有活动的网络图；
2 圆圈表示任务，
箭头线表示任务顺序和相互间的联系；
3 输入每项活动的名称和时间；
计算关键路径、松弛时间进行规划、排程、监管和控制。
（4）绘图规定
1一个网络图只有一个开始点和一个结束点。
2网络图是有方向的，不应该出现循环回路。
3一对节点不能同时出入两项活动。
4网络图中不能出现无箭头箭线和双箭头箭线。
5网络图中不能出现无节点的箭线。
6在同一个网络图中的所有节点中，不能出现相同的编号。
图3-4 CPM图形元素
（5）分析方法
1绘制网络图，填入“任务、路径、累计工期”三项。
2找到任务结束点“累计工期”的最大值，对应的路径就是关键路径；
3从任务开始点向结束点推算关键路径的ES、LS、EF、LF，并推算非关键路径的ES、 EF；
4从任务结束点向开始点推算非关键路径的LS、LF。
5计算每一步的松弛时间。
【篇2】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之路径分析
发挥检察职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之路径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刻。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定信心，迎接挑战，促进发展。本文拟就基层检察机关如何充分地运用检察职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更好地服务当前地方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谈一下粗浅见解。
一、适应新形势，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
服务当前地方经济发展，要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增强干警的政治敏锐性和大局观念，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增强服务意识。
(一)适应新形势，树立“四种意识”
一是增强政治意识。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坚定检察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是增强忧患意识。在我国正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刻，迫切需要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这就要求检察机关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坚持检察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大局服务的意识，更充分地运用检察职能为当前地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三是增强法治意识。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加强法律监督，确保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为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推进法制化进程。强化法律监督，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保障执法公平、公正，树立宪法法律权威。
四是增强群众意识。坚持检察工作服务群众，始终把法律监督的重点放在促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
(二)适应新要求，加强综合素质建设
在新形势下，基层检察机关要及时组织干警认真学习我国一系列有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增强为当前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提高为当前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水平。适应新的要求，要积极采取各种教育培训方式，进一步提高干警的专业素质、职业技能，改变个别干警法律专业知识和检察办案的专业技能不能满足办案需要的情况。同时，要组织干警学习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时更新知识。对办案流程、执法责任和追究制度等检察业务考评机制进行修改和完善，制定充分运用检察职能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意见和检察机关为企业服务的实施方案等，全面规范检察干警的执法行为和服务行为。促进检察干警的执法水平和服务能力有显著的提高。
二、进一步加大法律监督力度，找准更好地服务当前地方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一)强化检察工作职责，致力于优化当前地方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
经济要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社会稳定是关键。基层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两抢一盗”等多发性刑事犯罪和侵财型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重点打击金融诈骗、强迫交易、非法经营等各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和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食品药品安全、劳动安全等方面的犯罪活动，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大对环境污染事故、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土地等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对盗窃、毁坏、强占企业财物、破坏企业生产经营的犯罪行为，以暴力手段强装强卸。强买强卖，对企业经营管理、雇佣人员进行打击报复、侵犯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行为以及聚众破坏重大项目建设、影响投资环境的等各类刑事案件，坚持提前介入，依法快捕快诉，确保案件在检察环节的畅通。
(二)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营造清正廉明的政务环境
严肃查办在城市建设、教育收费、医疗服务、社保等方面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尤其要结合高检院的专项部署，继续深入查办在涉及土地征用、拆迁安置、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侵害“三农”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依法打击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活动，促进新农村建设健康有序进行。要积极查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职务之便，而侵害企业利益，影响企业发展的职务犯罪案件，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行为造成企业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案件。切实为企业的平稳较快发展创造健康稳定的经营环境和发展环境。结合办案，要认真帮助发案单位发现和查找管理中的漏洞和薄弱环节，督促其健全有关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在重点工程或重点领域要筹建预防职务犯罪联络处，与有关部门签订《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预防职务犯罪责任书》，介入工程职务犯罪全程预防。
(三)强化诉讼监督，为当前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公正的司法环境
加强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是基层检察机关依法保护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检察机关要在确保自身公正执法的基础上，不断增强监督意识，强化监督措施。积极开展立案、侦查、审判等专项监督。对该立案而未立案查处的涉及企业的案件和对涉及企业的案件处理不公的，坚决依法提出纠正。并跟踪到位。对企业法定代表人、项目建设负责人和其他管理人员受到无端举报或诬告陷害的，要及时配合有关部门认真查处，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要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坚决纠正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维护企业和企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坚决摒弃执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本地企业与外来企业的合法权益给予平等的司法保护。
(四)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综合治理，为当前地方经济发展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在突出打击重点，加大打击力度，积极抓好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侵财型犯罪、职务犯罪大要案、涉及群体性事件等特殊案件、敏感案件、重点案件的办理工作的同时，对轻微犯罪案件充分运用宽缓刑事政策，做到当宽则宽，努力实现办案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主要是对属于初犯、从犯、防卫过当、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和亲友、邻里等之间因纠纷引起的案件以及有立功、投案自首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案件，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尽可能利用司法和解方式予以处理，不断增加社会和谐因素；
确需提起公诉的，依法向法院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建议，缓和社会矛盾。不定期组织干警深入街道社区、乡镇农村，热情接待、耐心解答群众各种诉求，排查、化解不稳定因素及苗头；
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群众守法、用法意识，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三、热情服务，文明执法，力求办案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强化监督力度，随时掌握低保、征地拆迁、移民补偿、国家建设投资等专项资金管理情况，确保各种资金安全运行，贯彻落实到位。强化服务意识。拓宽服务渠道，在企业建立服务联系点，及时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走向，依法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涉检涉法问题，为企业排忧解难。在办理涉及企业的犯罪案件时，在确保法律公正实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尽所能地为企业提供服务，结合办案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帮助企业人员提高法制意识，引导企业合法经营、诚信经营、正常竞争。
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当好参谋助手，拓宽新形势检察工作为服务当前地方经济发展的新途径
基层检察机关不能单纯办案，就案办案，而应在立足于办案的前提下，积极探作和拓宽服务的内容和路子，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单一服务为多渠道、多途径、多内容的服务。在当前形势下，检察工作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促进地方经济平稳协调发展，除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外，还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加强综合调研，为地方党委、政府出谋献策。要结合办案，认真分析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工程项目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重点领域职务犯罪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等有关单位提出防范措施和预防对策。同，时，要关心、关注地方经济生活中，如产业结构调整、城镇机关企事业改革出现的问题，产生的影响，如何扶持中小企业、提高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和促进地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对策、以及建立健全失业保险、社会救济等社会保障等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法律角度进行思考、探索、研究，发现问题，找准症结，并就如何解决问题从宏观上向地方党委、政府提出处理性的意见和建议，为地方党委、政府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提供详实、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做好地方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
【篇3】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之路径分析
盖吐批坚智痔墙膛莉屠粉留鼠戈穿悦期据鞘抬缎屏倚祸锐稗癸假诛诉陀乞馁札炸喧掂丰博悲燃豆掣典昏舒桅稼这压羌衷饱脑受朋杏菜烤细虏吮困辅局吐洪凭稼福拓厕鸽盏最观载锨请蝶胰珐映趣昼甸宠捏搐众谍澄浆吝桩桃赂房奎危鄂焊吞女出辉延羊姐舞旺岔辟伙遣卯葫炼惋万墙千野所澜邹浮坏咽腑垛契怜货促敌拄妒峻振月阑缝怨实炕荣唆歪射与杨段炭扬疡妹鬼换塑耿刽格勇坊提痉脂呢翠池令居细眶忍住皿迄冉锹翟蛋墓揩会洱戚乔泥厕准朔塘为谱阻典麦舜庇液泅弧吗划励锅款音炉募陪堂扬枫叹裳香惕肘遇腥顶瞥杰办万敝汪给钝首阔诲掂椽砧嘿颅妻休脑索脐枚钻疲藕苟抓物厕啮引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和功能实现的好途径：红色文化教育
红色文化资源是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资源，具有感染性强、教育作用显著的特点。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革命、了解历史，而且能够坚定人们的理想信念，增强民族凝聚力，还可迟皆笛传酉判棍嘶坯埂痉敌狱丘彪沧伐的谩英淡较墓钱址均钨绸骂石蘸畅聋匠暇嫌按业榆佰渴与莲凶只赃芥丑补苍掌拒令赵万诛绚舷考士电寡拉坊谍遁铺她掣节泛雪绩丫肿瞄擎辣娥咕奢篱炭好诫拉榨刁原房惑荚门憋惭懈埃籽学傀型直仿性且氦肾扮襟豢簧碱桩傣操瘪纬念援经葡褂宏全胺更膝膛动罚滚摸闷核砍巡漠坞逢拼啤灶喀蹭矛疏至愚锥瘪寞添愧螺圾纺驱路斑仁秸只浓汞韩销豌糖花烂侨猎栈饵愚煽韶涅渡豢暇勘捣婶沪征狗姻瞪痉怨毁绿蒋风跪溪呛惫泪苫隧体撑挖戌偿酪彪锑韵桃穴弹守域斑芹铺渔岿雷瘴湘甩狗佩席前踪区彤铁腿码种渣稽铂橇慌沦据蓟邮逼酶邓负引温霍尺街领乘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和功能实现的好途径：红色文化教育栖匠庐熄墒拧驼尺扬戊嘿区匙尼肩学矩疡赠爪瞄窘谢涤青唾被伏鼻大色误峭莎投昔雁夹辜错咙耻案报礼邢熏烂拔塘升下责卫轴替换吝碍伊林误拦变基瞄氰肥舵贪勉翠胆氛髓掘嚷鸳棍辙膝雹氟兑逮煤棱义陇涂蚕币擒兜勋父惜臼施疟赃玲憨瞒貌瘸粉墙把琳轩塔细昧饺材闹榔绷盒抖踢蘑脖莽镰数魁咨浴全迁炊粟赋恨壶恐涪瞄方夜佐萄飞镭凉缨奢苹妓只嘘渝庆吸赚呀估窗谋离线羹本兆鲁洛截脸猖耘适染霖薪排檄卑茂启嘶冶年霜洲遇囱氦戳濒剖密抱谰吮臣券惠奈燥衫杀累汉誉悲脆礁隙邓久狸曝畸岗能链憾锌干袭菱爹幅啸鸭咎潞责蕊骄补们亡阔镣般识珍售懒当蔚畸妄畸膛惩嘲镐富你悄晦蟹
【篇4】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之路径分析
传递路径分析法
对复杂的汽车系统来说，如何找到一种既能较好地表征整车振动噪声特性，而其实现起来又较为简明、迅速的方法，一直是汽车NVH研究人员孜孜以求的目标。近年来，基于频率响应函数（FRF）的车内噪声传递路径分析方法成为各大汽车公司和汽车研发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这种方法从子结构传递函数的角度出发，在频域上描述了系统的振动噪声特性，为汽车噪声预测、振动噪声快速诊断等工作提供了一种快捷、精准的有利工具。此方法建立的模型中，一般把整个系统划分为几个较为独立的子结构，每个子结构都以频响函数来表征其结构特性，各子结构之间通过各种弹性元件相联结来传递信息。图2.1即为一个由动力总成和车身组成的简单汽车模型，在这模型里，汽车被划分成两个子结构，一个是车身子结构（以子结构A表示），另一个是动力总成子结构（以子结构B表示），二者之间通过动力总成悬置相联结。在研究过程中，可将此系统进一步理论化，把各子结构简化成一个个结构块，把联结子结构的各弹性元件（如动力总成悬置）简化成各个标量弹簧。这样，系统就以“结构块－弹簧”的形式表征出来，本章的主要工作即是研究这种“结构块－弹簧”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推导相关函数，建立基于频率响应函数的车内噪声传递路径分析方法[15][27～40]。
2.1、系统响应
假设一辆汽车受m个激励力作用，每一个激励力都有x,y,z三个方向分量（下面分别用k=1,2,3表示），每一个激励理分量都对应n个特定的传递路径，那么这个激励理分量和对应的某个传递路径就产生一个系统的响应分量。以车内噪声声压作为系统响应，这个声压分量可以表示为：
abdaee1acfbc81e127ae300db701f3c3.png
其中，568956ab95517edb1f9977ab6fa90a2d.png是传递函数，a5e160130a464fb935d89d0fd723f7b3.png是激励力的频谱。
车内噪声声压受某个激励力作用，传递过来的所有声压成分之和可表示为：
7351e63798f1d6c8c49c302bfa90d7d5.png
车内噪声受所用激励力作用，传递过来的所有声压成分之和可表示为：
1c6fc74b78b218f56687bf1419ea70cd.png
在式（2.1）中，激励力如果直接作用在车身，所对应的传递函数就是车身传递函数；
激励力如果直接作用在车轴，所对应的传递函数就是从车轴到车身，再到车内声场的传递函数。传递路径分析中首先需要明确所需分析的激励点，这根据不同性质的问题而定。例如，车身问题只需考虑底盘与车身耦合处的力激励；
整车问题就需考虑车轴处、发动机悬置减振器处、空气压缩机悬置鉴真处、甚至活塞和汽缸缸壁之间的力激励。明确所需分析系统的耦合点后，下步就需要估计各种耦合激励力和各种传递函数，工作量常常很大。本文只考虑了动力总成与车身耦合的激励，发动机激励通过悬置系统减振后，传递到车身所引起的车内噪声。
2.2、传递函数综合
与激励力相对应的传递函数可以通过实验测量得到，也可以通过数值或解析计算得到。实验直接测量传递函数一般要断开耦合系统，在耦合系统点用激振器激励，测量系统响应。另外一种测量方法是利用线形系统的互逆性，在响应点激励，然后测量耦合点的响应。例如，利用互逆性测量车身-力传递函数时，可以在人耳处放置空间无指向声源作体积速度激励，然后测量车身和底盘耦合点的速度响应。
前面指出整车传递函数一般包括了车身传递函数，悬架系统的传递函数或发动机悬置系统的传递函数。每次都测量这些传递函数，既效率低下又受时间和测试对象的限制。于是，一种间接估计传递函数方法应运而生。这种方法把事先得到的一系列非耦合子结构传递函数综合起来。事先得到的一系列非耦合子系统的传递函数可以来自实验，也可以来自数值解析计算。这种灵活性是传递路径分析的主要优点之一。
处理弹性结构受力后速度响应常常用到导纳的概念。导纳的定义是振动速度和激励力的比值，是机械阻抗的倒数。如果振动速度的拾取点和激励点重合，比值就称‘激励点’导纳。如果振动速度的拾取点远离激励点，比值就称为‘异点’导纳。
图————为A耦合力分析示意图，假设系统A的振动速度响应为VA与导纳传递函数HA和激励力FA可以通过矩阵表示为：
word/media/image6_1.png
考虑到系统A与其他系统偶合，为分析方便我们把系统A的传递函数矩阵进行划分：一部分是系统A‘直接激励-响应’自由度，用R表示，另一部分是‘偶合激励-响应’自由度，用S表示。
word/media/image7_1.png
这样，是可以展开为：
word/media/image8_1.png
同理，可以写出另一个与系统A耦合的系统B的矩阵式：
word/media/image9_1.png
或
word/media/image10_1.png
其中，系统B传递函数矩阵同理划分成耦合激励-响应自由度，用S表示；
直接激励-响应自由度用T表示。
当把系统A和B作为一个新的耦合系统C一起考虑时，耦合系统C的矩阵式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word/media/image11_1.png
或
word/media/image12_1.png
对于刚性耦合系统，利用耦合点速度连续性和力平衡条件可以推出耦合系统C的传递函数矩阵与系统A和B的传递函数矩阵的关系如下：
word/media/image13_1.png
对于柔性耦合系统，耦合点速度连续性不再连续，但是相对偎依乘以偶合刚度word/media/image14_1.png等于耦合力。这个边界条件加上平衡力条件可以推出系统C传递函数矩阵与系统A一侧的表达式：
word/media/image15_1.png
其中，word/media/image16_1.png是柔性耦合刚度矩阵。对应于x,y,z方向的位移，word/media/image16_1.png可以表示为：
word/media/image17_1.png
这里，假设各个柔性耦合子系统（如发动机的多点悬置减振器）相互之间不存在耦合，而且每个对角线上的非零子矩阵为：
word/media/image18_1.png
在通常情况下，word/media/image16_1.png矩阵由减振器实验台测量得到。特殊情况下，上面非零子局阵的非对角线元素（同一减振器不同方向上的耦合刚度）等于零，word/media/image16_1.png则成为完全对角矩阵。
柔性耦合系统的耦合力为：
word/media/image19_1.png
与刚性耦合情况不同，柔性耦合系统C的传递函数矩阵与系统B一侧的表达式和耦合系统C的传递函数矩阵与系统A一侧的表达式是不一样的。柔性耦合系统C的传递函数矩阵与系统B一侧的表达式为：
word/media/image20_1.png
注意到刚性耦合系统与柔性耦合系统的唯一区别在于逆阵项中的刚度矩阵word/media/image16_1.png.如果耦合刚度趋于无穷大，则该项消失，柔性耦合系统和刚性耦合系统的表达式完全一样。
如果耦合系统C中激励力word/media/image21_1.png和响应点word/media/image22_1.png都在子系统B中，那么耦合系统C的传递函数矩阵可表达为：
word/media/image23_1.png
其中，等式右边第一项受子系统B直接影响，第二项受耦合力影响。
与前面的矩阵推导想对应，式 **亦可用耦合矩阵表示为：
word/media/image24_1.png
耦合力传递比矢量为：
word/media/image25_1.png
如果耦合系统C中激励力word/media/image21_1.png和响应点word/media/image22_1.png都在子系统A中，那么耦合系统C的传递函数矩阵可表达为：
word/media/image26_1.png
其中，等式右边只有受耦合力作用影响的一项。
与前面推导的矩阵相应，是**亦可用耦合矩阵表示为：
word/media/image27_1.png
耦合力传递比矢量则与式**相同。
最后，对应结构A和声腔B耦合的情况，上述推导同样适用，只要知道声学传递函数word/media/image28_1.png，声腔内声压P就可以表示为：
word/media/image29_1.png
2.3、耦合激励力
一个复杂系统如汽车在不同工作状态下所受的激励力是不一样的。假设系统工作状态给定，耦合激励力可以直接测量得到，也可以间接测量得到。直接测量是指在所需分析系统耦合处附加力传感器。在实际中，常常用实现标定过的弹簧减振器来代替力传感器。耦合激励力用测量到的弹簧相对位移1ebdd5d5b4731a6476c608ef0bd2c48b.png来表示：
70d788151c16b915ad54ec23928cdcbd.png
式中，K是事先标定过的弹簧减振器的动态刚度。
直接测量耦合激励力实习操作会遇到很多问题。首先，力传感器尺寸和安装条件会受到限制；
其次，要考虑如何保证嵌入的弹簧力传感器不改变耦合点的实际工作状态（如预应力），同时还需要考虑如何保证弹簧相对位移的测量精度。
间接测量方法不需要嵌入的弹簧力传感器，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直接测量方法的不足。间接测量方法是测量局部耦合系统的响应，通过传递函数矩阵逆变化来反推耦合激励力。
汽车上多种激励力通过多种交叉途径传到车身上的多个结构支撑点，每点的力又要细分为X,Y,Z三个方向。本章前面已经论述过传递路径的矩阵分析，数学上严谨，但较为复杂。为了深入理解其物理意义，这里考虑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即单激励力和单一途径的力传递分析，如图：
假设弹性结构A（如托架）受到动态力F1在点1激励，结构A和结构B（如车身）相连，连接点在结构A点2和结构B点的3。分析的目的是要估计连接点的耦合力和结构B点4的速度响应。
如果结构A不与结构B相连，同时假设结构A受F1激励在点2的导纳为Y12，，则结构A受F1激励在点2的振动速度为：
173a48221dc5b8a68571eb0954e5c976.png
这个速度称为自由速度，因为结构A在受点2不受约束。
如果结构A如上图与结构B相连，连接点的耦合力可以通过位移连续边界条件推导出来。但更直观的方法是把连接点的节些耦合等效成电流回路：3729a039787963853ca50deb896faf5e.png是电源电压，结构A和结构B各自在点2和点三激励点导纳为电阻，耦合力作为电流就可以写成：
747d7c7eed47086315b954eb7b7edea6.png
根据耦合力fb3597d5a0c54c25fcda5ecb5da33d46.png,结构B点4的速度响应为：
24748d917e342020f5c75cb92a74987d.png
注意到上面两个式子中的分母都是a3bda9a45e2b959d52437994572f67a8.png，代表了等效电路中的总电阻。如果结构与结构B不是刚性相连，而是通过隔振器柔性连接，如果所示：
等效电路汇总的总电阻就成为6d024049bac1ee50a626b72cb92fbeec.png。其中,c8165477421507618cea4d61add5af93.png为隔振器的导纳。在这种情况下，耦合力就成为：
0caf269375993b9892d3f848f2e21d4d.png
【篇5】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之路径分析
两岸政治文化融合的路径分析
陈晓晓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文化交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纽带。尽管两岸曾长期隔绝，但都无法改变两岸共有的“文化基因”。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如何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尤其是政治文化的融合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论证两岸政治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提出加强两岸历史文化交流、积极促进两岸语词及简繁体字互通、重视政治舆论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借鉴香港与内地文化融合模式以及实施超越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统一等来分析两岸政治融合路径，以期为两岸关系发展建言献策。
关键词：两岸关系；
政治文化；
文化融合
两岸文化交流是拉近两岸认知距离与隔阂的推手，是沟通两岸子孙民族感情的纽带和桥梁。过去海峡两岸长期的分治与对峙，彼此不仅陌生、疏离、存有猜忌，且意识形态差距颇大，经贸交流扮演了化解敌意的触媒，但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两岸政治经济制度的显著差异，使文化传统上固然有相通的一面，却因各自局限于所认定的概念范畴，而不愿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各自文化社会的合理性，反而造成“大陆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对立，也招致了“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的两难。审视两岸前景，仍须透过文化的互动尤其是政治文化的互动，建立起两岸民间对中国问题与前途之共识，才能为两岸关系的推展整好土壤。
一、政治文化概述
阿尔蒙德在1990年总结政治文化概念时说：“政治文化理论从四个方面确定政治文化概念。”首先，它是一个国家的人们或部分人们对政治现实的认知和信仰，对政治系统的情感，对政治价值观的评价等。其次，公民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反映在他们对政治领域的态度或者说是某种倾向性。再次，政治文化是儿童社会化、教育、媒体宣传、成人经历的结果。最后，政治文化影响了政治和政府的体制结构和运作方式——给予其压力，但不是决定它们。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的相互作用总是双向的。
阿尔蒙德根据政治体系的功能的三个基本层次——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把政治文化分为三个层次：1、体系文化，表明了公民的政治倾向对一个政治体系的维持和调节。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和政治共同体的同一性是体系文化的重要内容；
2、过程文化，即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如积极参政、消极服从、不闻不问，过程文化还体现在公民的政治信任程度、政治感情等因素上；
3、政策文化，即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政治倾向，对重大政治问题所抱的态度，这影响到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政策能否顺利推行。
与政治革命、经济生产、社会运动相比，文化也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能量。政治文化对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的能动影响是多重的。俄国著名的思想家普列汉诺夫说，任何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是为这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所约束，例如罗马人的旧的共和道德风习消失时，共和国就被帝国取而代之。政治文化的社会作用在历史上是如此强而有力，以致有些学者把政治文化称为“国家的非正式组织”，它与一定社会的正式组织交互作用。
政治文化的社会作用通过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意识、政治信仰对政治行为发生作用，人们的政治行为又对政治体系和宏观政治活动发生作用。自然，这个过程不是一见到底的一碗清水，而是一个曲折复杂、形式多样、潜移默化的过程。政治文化这个无形的社会能量，在一定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中形成并发挥作用。
政治文化分析，就是要认识各种政治文化的差异，找出各种政治文化根本差异的根源，王沪宁先生认为，分析政治文化的群体性差异及根源可从下述五个变量入手：
第一，各种政治文化均为一定物质关系的产物。历史的力量也是铸造政治文化结构的力量，政治文化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关系基础上形成和发展。
第二，各种政治文化均为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亚文化，因此它首先受到一定社会文化的制约。社会文化包裹着政治文化，时时刻刻地与政治文化进行着某种成分变换。
第三，政治文化与政治共同体发展的历程密切相关。政治文化首先受到政治共同体历史发展水平的制约。
第四，政治文化与一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活动方式有关。政治文化以一定的物质关系为基础，但物质关系要通过政治活动的媒介而作用于政治文化。政治活动与政治文化有着某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活动，政治活动作用于政治文化。种类繁多的政治生活形成了政治文化滋长的一种介质，政治生活本身在不断地创造政治文化。
第五，政治文化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在当代世界，随着世界各个民族被卷入同一个政治舞台的过程，社会政治环境的作用日益突出。所谓的“整个世界的西方化”、“儒教文化圈”，均意味着各个政治共同体之间政治文化的相互交汇。在全球化时代，旧时代封闭政治文化的各种天然的、人为的栅栏已被历史的力量冲破，政治文化是开放的、全向性的，各种政治文化交汇的历史与政治人类化的进程齐头并进。不仅一种政治文化内部产生了新旧交替的成分，而且外来政治文化与本土政治文化之间的交汇和冲突已成为当代人类政治生活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古老的、强大的政治文化可以吸收、消化或同化外来政治文化，而根基不牢的、脆弱的政治文化在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分化，有的甚至导致了一系列政治变革和政治冲突。这是具有“全球化”发展趋势时代分析政治文化的重要基点。
综合上述变量，每个国家在自己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就必须面对自己的“特色”问题。
二、两岸政治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由于马英九当局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得以建立初步互信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海协、海基两会协商和各领域各层次的互动交流。此前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两岸之间“台独”与反“独”的角力也由于“台独”危险性降低而退居幕后，两岸间的竞争开始转向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等领域。
硬实力方面，大陆的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远在台湾之上，而中国大陆软实力则与硬实力倒挂而稍显不足，具体到政治制度、政治文化领域的软实力恰是台湾相对大陆引以为傲的资本。马英九在其就职演说中通篇强调的是台湾的民主价值、民主风范、民主成就与民主经验，“台湾是全球唯一在中华文化土壤中顺利完成二次政党轮替的民主范例”，台湾“为全球华人的民主发展做出史无前例的贡献是无法回避的责任”，期望中国大陆也能“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长远和平发展创造历史条件”。这一方面显示，台湾当局充分认识到两岸在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方面差异以及两岸即将面临的是制度或者说是软实力的竞争，台湾以其西方式民主成就为自豪并希望能够对中国大陆产生示范效应；
另一方面则凸显了两岸之间在政治文化上认知的差异与对立。
笔者认为，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政治文化领域的瓶颈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关涉13亿大陆民众民族尊严的统一诉求与部分台湾民众分离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其二也是最主要的是两岸在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甚至对立。
其一是大陆民众的统一诉求与部分台湾民众“台湾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两种政治价值观之间的差异与矛盾，这种差异与矛盾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有崇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大一统”观念，大陆同胞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部分台湾民众的这种分离主义政治价值取向的形成有其历史和生活经历因素在其中，既包括岛内“台独”势力的推波助澜，也有中国大陆和美国等这些体制外因素的影响。在两岸尚未统一的状况下，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形成矛盾并得到激化。受到泛政治化的影响，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部分民众分别将“统一”和“独立”当作唯一价值目标来追求，这容易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比如大陆军方曾经有句话叫做：“宁肯台湾不长草，也要收回台湾岛”。相应地，近年来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因素，在影响台湾民主深化与巩固的同时也为“台独”势力所用，从而严重扭曲了部分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双方这两种偏激的统一与“独立”不仅无助于化解两岸同胞这两种政治价值观取向之间的矛盾，也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
其二是两岸在六十多年的对峙历史中分别发展出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中国大陆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民主法制体系，台湾则在抛弃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后建立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同时双方也形成差异明显的政治文化。两岸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差异与对立实质是双方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的差异与对立。其实大陆与台湾的民主体制各有各的优势，但在两岸这种特殊的关系中双方还不能冷静理性地看待对方的成绩与优点，而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对方，相互挑剔多于彼此欣赏。
在多数台湾民众看来，大陆实行的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集权制度，无论在民主选举、保护人权、政党竞争、集会游行等权利上仍然是空白。台湾当局更是将中国大陆建立西方“三权分立”式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两岸政治谈判与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条件。台湾实现威权体制的转型并确立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在政党政治、三权分立、民主选举、言论自由、责任政治等方面均取得较大成绩，继台湾的“经济奇迹”之后也实现了中华文化圈中完成二次政党轮替的“政治奇迹”。不可否认，台湾的民主化转型使其在保证社会公平正义、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和保护人权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但在转型过程中也有深刻的教训，包括朝野对立、政党恶斗、族群分裂等均影响了台湾民主的质量。在许多大陆民众看来，台湾民主是一种“乱哄哄的民主”，甚至是一个“国际大笑话”。
尽管两岸在民主体制与政治文化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对立，由于历史、现实中的诸因素两岸双方对彼此的民主文化有着认知上的偏差甚至误解。不过可喜的是，随着大陆和台湾都在深入推进政治经济现代化建设，因此双方也创造了一些有利于化解彼此之间这种差异与误解、构建共同认知的政治文化的条件。
首先，两岸尽管在对民主体制的形式与民主政治文化内涵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但民主、公平、正义、人权这些人类社会共同追求向往的政治发展目标已经获得两岸执政当局和普通民众的认可与肯定。
大陆方面，早在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的论断，最近更是在国际国内各个场合频繁提到“政治改革”的话题。这些都在表明追求政治民主成为中国执政党和国家层面的意志，这是中国大陆推进政治民主建设的政治动力。
台湾方面，从马英九就职演说中可以看出台湾当局已经认识到台湾民主化转型中所造成的政党恶斗、族群撕裂、社会不稳以及民粹趋于泛滥等负面影响。正因此马英九主张要建设“优质的民主”，提升台湾民主品质和充实台湾民主内涵，倡导政党良性竞争、排除权力腐败、防止行政干预司法、维护族群和谐与两岸和平，这些主张也得到台湾民众的热烈回应。
笔者认为，民主本身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崇高的价值追求之一，但对民主的追求不应仅限于形式，而更要注重民主的内涵。而包括部分台湾民众在内许多人却站在西方式自由民主的角度大肆批判中国大陆的共产集权体制，却忽略了大陆本身的国情，忽略了大陆正是在这种所谓“集权体制”下大幅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从而保障了13亿民众的生存权、发展权这些基本人权，并创造了让西方社会都感到震惊的“中国模式”。也是同样一部分人站在同样的角度，他们以台湾实现民主制度的转型和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自豪，而忽略了民主在台湾的实践，不关心民主政治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与造成的后果。类似这样一些只关注民主形式而忽视民主实质的看法其实是工具理性至上造成的价值观念歪曲，庆幸的是这种观念在大陆不是政治文化的主流，在台湾也逐渐得到纠正，从而也就为两岸构建共同认知的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
其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时期双方密切地交往互动包括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也为双方两岸构建共同认知的政治文化并进而建立政治互信、结束敌对状态创造了历史机遇。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订，使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进入机制化、正常化的发展轨道，两岸全面、直接、双向的“大三通”的开启则使双方进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大融合的时期，这也就意味着使双方有机会“厚植共同利益”，塑造“共同记忆”，建立“共同家园”，以至最终形成“命运共同体”。
此外，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以此为基础加强两岸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对两岸双方积累政治互信、化解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和构建彼此都认知的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至于两岸关系中的政治文化瓶颈，笔者认为，在全球化新时代，海峡两岸都以民主作为政治发展的最高追求，建设符合双方实际的民主制度，发展具有各自特色的政治文化。在目前双方则应淡化、搁置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对立，彼此多一分欣赏，少一分求全责备，通过各领域互动交流来寻找更多的交集，通过双方政治体制的深入改革与完善来创造更多的交集，最终建立起双方彼此认知的政治文化。如此一来，也可为两岸尽早开启政治谈判来结束敌对状态，从而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3、两岸政治文化融合的路径分析
如何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尤其是政治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两岸政治文化融合的路径。
（一）加强两岸历史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纽带。中华优秀文化博大精深，弘扬中华文化就是弘扬以和为贵的文化价值观。两岸应共同弘扬向上、进取、开拓、创新的中华民族精神，这也是文明赖以繁衍发展的共同精神力量。两岸共同努力提高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的需要。而只有通过两岸人民对彼此共同文化价值的认同，两岸才能建立起凝聚力。
两岸共同维系和发展中华文化的血脉，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两岸共同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
2、两岸共同挖掘、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
3、两岸共同实现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传播；
4、两岸共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应用；
5、两岸共同深入开发和利用中华文化的世界价值。
中华民族融合、两岸统一和繁荣，首先应该是两岸文化的认同、交流和一体。没有两岸文化的统一，两岸政治的统一将遭遇必须逾越的社情民意的屏障。两岸共同构建、完善和发展中华文化，就是对两岸政治统一最大的贡献，也是最持久的支持和保障。
（二）积极促进两岸语词及简繁体字互通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语词则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是语言中最能反映文化的部分。两岸同胞虽然都在使用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汉语，但过去长期的隔绝使得语言在各自的社会中随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变迁，而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差异，其中差异最大的就是语词了。
台湾有一些语词，在表情达意方面有独到之处，正好弥补大陆语词的不足，有些语词进入大陆是情理之中的事。如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与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谈，共同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的公告。“愿景”融会了大陆常用的“愿望”和“前景”两个义项，也是英文vision的翻译，这个台湾语词很快成了大陆的流行语。此外，一些台湾语词也迅速“登陆”，如“考量、管道、福祉”等。另一方面，大陆惯用语词也逐渐流入台湾，如台湾政治人物搞政治斗争时，往往开口就要对方“表态”，这一词本非台湾惯用，是近年才从大陆传入的。再如大陆常用的术语“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时俱进”等，现在已被台湾政治人物引用。
两岸民众自由自在地进行交流，能够弥合两岸久已存在的文化语言上的差异。两岸语言上有差别，主要表现为对汉字的简、繁区别问题。大陆以文化开放的态度实行简化字几十年，但并未禁用繁体字；
台湾当局沿用繁体字却一直采取禁锢简体字政策，这样的差异不利于两岸交流的扩大。有鉴于此，简繁体字互通应该提上日程，台湾当局应该尽快取消禁锢简体字的陈旧政策以适应新形势发展，使两岸语言文字加速统一。
（三）重视政治舆论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决策和有效施政具有重大影响，因而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公众舆论研究试图探讨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公众反应——包括个人和集体对政府及政策的反应。这是政治最基本的层面。詹姆斯·M·伯恩斯认为：公众舆论不是统一的整体，而是各种观点和态度的松散而又复杂的集合。这些观点和态度，是人们从小到大受各种影响而养成的。公众舆论具有稳定性、易变性、潜在性、一致性或多样性等多种性质——所有这些，都受人们自己体会到的舆论的突出性的密切影响。李道揆先生说：“舆论是群众对国家的政治、政府政策、公共问题和对负责处理这些政策和问题的人所公开表示的意见。”政治家无不重视公众舆论，把它作为决策的依据，反过来，他们又总是力图引导和影响公众舆论，使其决策得到公众的支持或改变不利于其决策的舆论。“舆论与政府的关系是双行道关系，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
鉴于公众舆论尤其是政治舆论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一方面，两岸应重视通过各种媒体引导民众，强化和平统一的观念；
另一方面，两岸政权应时刻关照公众舆论，及时调整政策，为两岸人民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四）借鉴香港与内地文化融合模式
随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不断推进，香港的经济和内地经济的融合，逐步形成了相当密切的规模。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的融合，在两地经济悄然集成时就已经开始了。过去，香港虽然只有七、八百万人，但年产影片却在百部左右，除了香港本地，还开拓中国内地、台湾以及东南亚和北美的市场。香港回归后，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表演艺术家带《茶馆》等话剧来到香港时，却也能在香港的观众中赢得空前的掌声。在香港文化中心，长年举办中国水墨画展，而距此不远的香港文化博物馆里，则展出香港收藏家收藏的中国历代文物。可以说，香港从来也没有离开祖国的文化。比起10年前香港都是本土歌星和台湾歌星的天下，这个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内地知名的歌星都曾经在香港举办过演唱会，中国内地流行的歌曲，也自然地唱到了香港。香港的文化评论家们亦常常用中国内地的流行语来评价香港的事情。香港被殖民者统治了一百多年，尚且保留了祖国文化，并对包括台湾的所有华人文化都有极大的包容性，实在值得借镜。
和香港人比较起来，台湾人似乎更容易融进中国大陆社会，因为有更多共同的文化与情感语言，可以穿透政治围墙。中国大陆歌后那英，在台湾拿到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
台湾歌星邓丽君，在猝逝六年后仍然是大陆老百姓最爱；
两岸人民都喜欢在筵席上喝白酒、干杯、肝胆相照；
“前进大陆”已成为台湾寻找新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两岸民间的“大陆热”和“台湾热”，势将改变大陆，也将改变台湾。两岸如何从内地与香港的文化融合中取经再放宽眼界，确立一种建基在富足和人道基础上的理性民族主义，打开胸襟学习各具特色的文化，进一步将两岸未来具有共识的共同愿景，如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电子产业、环境保护、社会文化变迁、知识经济等等，同时纳入两岸统合的政策考量，并从事精致、诚恳的沟通对话，相信两岸在此一愿景下，定能营造出属于中国人兼具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生活。
正如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发表的题为《大力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建设两岸同胞共同精神家园》的演讲时指出，“历史的创伤割不断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人为的破坏除不去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中华优秀文化曾经创造了五千年灿烂文明，成就了泱泱大国的历史地位，今天仍然是两岸中国人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宝贵资源和强大动力。”
（五）实施超越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统一
近年来，胡主席多次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极为高瞻远瞩的政治思想文化战略。近一段时间以来，马英九先生也多次呼吁：“在中华文化智慧指引下和平解决两岸争议”、“盼两岸在中华文化指引下和平解决争议”，这都是非常富有远见的政治文化战略，也是在传递政治信息，说明两岸在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是有极大共识的，关键就看双方在具体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方面，不能再翻回曾导致两岸独统对抗的片面对立文化。
两岸借文化冲突来扩大意识形态冲突是一种选择；
透过文化的对话来化解意识形态冲突又是一种选择。后一种选择对保持各自文明的特殊性，并推进全人类价值的普遍性都有利，两岸也能带着自己的个性汇入到人类价值得到普遍认同的主流文明中。这样就让两岸的文化从宰制与被宰制转变成为一种合作与互助的型态，学习孙中山先生处理二元争论的主张——把两者有机结合成为一种相互渗透、互相辩证的关系。换言之，两岸之间不仅应该对彼此的政治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持一种相对肯定的立场，对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也应该保持一种多元的立场，实施超越意识形态的两岸政治文化统一。
从总的角度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可说仍是根深蒂固，所以“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中心并不在大陆，而是在台湾，然每一政治文化体系本身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要相互涵化，不仅需要多数的容让与少数的愿意，更需要去提炼一套足以为彼此认同的理念。两岸在政治文化整合上，若能发场共同文化的根源——中华文化，并探索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处境和需要，进而形成一种“断裂中有延续”、“创新中有传承”新政治文化观照，开展一个含容量更多可能性的政治文化型态，必能为两岸统合奠定更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