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煤炭、石油产量是国家实力的硬指标。尤其是在内燃机时代，石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轴心国的石油产量仅为盟国的二十五分之一，才迫使日本人为了石油，偷袭珍珠港；逼得希特勒为了石油，孤注一掷，盼望拿下高加索的巴库油田救命。对于石油的重要性，朱德总司令有着相似的认识，他曾对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说：“石油重要啊！没有油，坦克、大炮，还不如个打狗棍。”
即使在和平时期，石油仍然是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石油问题。说：“要搞建设，石油不可少。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遭遇西方国家的战略封锁。西方国家把石油禁运当做“窒息红色中国”的武器。当时，别说是发展工业化，就是基本的燃料问题都难以为继。这就意味着，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必须不走寻常路，不能慢慢悠悠、按部就班地发展，而是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的成绩。
1950年代，中国模仿苏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计划经济体系。国家在垄断资源的同时，也包办了人民的“衣食住行”。按照社会需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部委建立起来。在“衣食住行”之外，“燃料”是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里出现了“燃料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到1955年撤销，设立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和化学工业部。
“走在街上矮三分”
由于缺乏石油，就连北京的公共汽车上，都不得不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煤气包。第二任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人在北京沙滩附近，看见王进喜蹲在马路边，一声不吭，愁眉苦脸，闷着头抽烟。就问他：“为什么愁眉苦脸的？”他说：“难受！”“啥事难受？”“你看嘛！”他指着街上背着煤气包的汽车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当时，一顶“贫油国”的大帽子扣在中国头上。
为了加强石油战线的力量，1952 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把人民解放军第19 军57 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带来了77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经过专业培训、学习和实践，这支部队成为了石油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寻找石油往往要行走在荒原戈壁，风霜万里，颠沛流离，兼之物质匮乏，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到1952年底， 玉门油田原油产量达14. 26万吨，成为新中国最大的油田。中国的石油工业总算有了点基础。
1953 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把地质学家李四光请到中南海。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中国地质的研究，运用其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向中央领导人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1954 年12 月国务院决定，从1955 年起，除石油管理总局负责石油的勘探开发外，还由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分别承担石油资源的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1955 年7 月成立了石油工业部，全面加强石油工业的生产建设工作。当年10 月29 日，终于发现克拉玛依油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石油勘探史上的第一个突破，也是新中国开发建设的第一个较大的油田。
尽管如此，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就是石油工业。1957年，石油国产率只有38%，进口石油花去了1.34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7%。这令石油部的职工倍感压力，石油工人感觉：“走在大街上都觉得矮三分。”
向“老大哥”学挖油
纵观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康世恩是个绕不过的角色，他早年参加 “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未修完学业就投身革命。解放前夕他是接收玉门油矿的军代表，介入石油行业比较早。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时，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有苏联专家，石油工业部也不例外。1953年，时任石油部部长助理的康世恩率领苏联专家组到全国考察。在考察期间，康世恩抓紧一切机会学习，任何问题都要问个水落石出，做到有头有尾。
石油工业部正式成立后，康世恩率石油代表团访问苏联，历时半年，苏联石油工业部竭尽全力为代表团介绍经验，说明中国含油气远景很大，并介绍了区域勘探、找二级构造带、上地台等寻找大油气田的许多理论和方法。他为全国石油勘探会议写了1.6万字的建议书，深刻反省了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在中国如何找油，应采取的方针和方法。
康世恩一边当副部长， 一边当学生， 身边有一个技术娴熟的苏联石油专家智囊团。1958 年，终于在青海冷湖五号打出日喷800 吨原油的高产油井，探明冷湖油田。到1959 年，石油部共发现31个油田、12 个气田，初步形成玉门、新疆、青海、四川四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四个基地原油产量达276.26 万吨，全国原油产量达373.3 万吨，自给率达40.6%，成为初具规模的新兴工业部门。
1959年，中苏两党的分裂导致国家关系逆转，此后，中国人开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石油工业。幸运之神似乎眷顾饥荒中的民族，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中国人送来了石油。
毛泽东点将余秋里
1958年1月下旬，余秋里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叫他下午到毛泽东办公室开会、谈话。毛泽东开门见山：“总理他们提议，调你到石油部当部长！”
余秋里答道：“我从来没有搞过工业，石油在地下，情况更复杂，这个任务我恐怕承担不了。军队中比我强的人很多，是不是另选一个人？”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3岁。”“43岁，儿童团嘛！”
接着，毛泽东神情严肃地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余秋里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部长。上任不久，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听取余秋里的汇报时指出“石油勘探工作应从战略方面来考虑问题，要选择突击方向，排出先后次序，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根据这次谈话精神，石油工业部于1958年6 月先后组建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等。
从此，石油勘探实施战略东移。正是石油勘探重点的战略东移，让大庆、胜利、华北、辽河等一系列大型油田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大庆油田为什么叫“会战”
1959年9月26日，松嫩平原大同镇附近，一座名为 “松基三井” 的油井里喷射出黑色油流。 当时正值国庆10周年之际， 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提议将大同改为大庆， 将大庆油田作为一份献给新中国的厚礼。
大庆油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油田，它的价值在于“速度与激情”。实际上，石油工业不兴搞“短平快”。 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石油生产大国是美国和苏联，他们开发大型油田的历程往往悠长曲折。从第一口探井出油到基本探明一个油田，通常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与大庆油田规模相当的美国东得克萨斯油田走完这段路程用了12年时间。1960 年，石油部开展了大庆石油勘探开发会战，三年多探明一个大油田，建成年产600 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做到了石油基本自给，实现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大庆油田的发掘，之所以不叫“发掘”而叫“会战”，首先是参与工作的人员大多数来自于军队。头一个余秋里就是军队干部，一线指挥的康世恩也来自军队。石油工业部的骨干都是原解放军第19 军57 师改编而来。大庆石油会战前，余秋里感到“兵力”不足。苦思之下，又想到了军队的退伍军人。他知道中央军委正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便飞抵广州，向总参谋长罗瑞卿报告情况。罗瑞卿笑着说：“余秋里哟！你一下要‘吃掉’我们3 万人呀！你可真会找窍门。”余秋里笑着回道：“总长，活人不会被尿憋死，大会战太需要人呀，我只有找娘家啊！”就这样又从部队借兵三万。
有了军队为基干的挖掘队，就有军队一样的思维方式。当时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装备和物资都缺。物质上的匮乏就只能用精神上的力量弥补。
大庆油田会战时，正赶上困难时期，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数万石油大军挺进东北松嫩平原，克服无路、无粮、无房和天灾。试想，如果是一家私人公司来到大庆，面对这些困难，撤资走人是最佳选择。
在整个会战期间，康世恩白天到工地指挥，每天乘车跑遍会战区的各个角落。晚上开会研究解决会战区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一直到深夜两三点。他还宣布：“哪怕天上下刀子，会战也不能撤！”
这不是搞工业，简直是在打仗！
不仅如此，为了大庆油田，石油工业部透支了有限的物质资源。如果这是公司行为，几乎无法想象。
1960年3月15日，离第一次筹备会议结束还不到两周，各单位到达大庆地区的职工已达1000多人，部队转业官兵已到11000多人，加上松辽局原有的5000余名职工，大庆油田已经集结了一万多人。运抵的设备、器材已有247个车皮，1万余吨。仅1960年，就共动用钢材、设备和其他材料16万吨，除国家分配、地方和兄弟部门支援的以外，石油系统1959年底的库存几乎用光了。全年共用投资近3亿元，除国家追加的以外，从全国石油厂矿动员支援会战的资金有1亿元。
最终，玩命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全年共钻探井91口，试油63口，基本查明了大庆长垣北部喇嘛甸子、萨尔图、杏树岗三个油田的地质情况。并在萨尔图油田开辟了60平方公里面积的生产试验区，打了219口注水井、生产井，原油日产水平逐月上升，全年共生产原油97万多吨，年底日产水平达到7000多吨。
直到今天，一些退休的“老会战”还会满怀深情地说：“假如让我们在丰衣足食的条件下开发大庆油田，那还有什么可说的！”那感觉就好像在回忆惨烈的上甘岭。
石油毕竟是生意
石油，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商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意。1974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便通过垄断石油的结算与计价，控制国际石油市场的交易及国际货币市场的货币供求体系，确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价值锚定，维系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于石油的认识也开始发生转变。石油不再是物资，而是商品。商品就有市场，就有价格，就未必非自己生产。如果进口石油更划算，为什么要豁出命去挖石油？改革的春风带来了久违的“买卖经”。1981年，国务院决定，石油工业实行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由石油部承包，实施5年。当时“两伊战争”爆发，国际油价猛涨，每吨原油曾涨到260美元，而国内油价只有每吨100元人民币，相当于35.7美元。在国家对石油不增加投资的条件下，石油部“包干”年产一亿吨原油。国家允许在一亿吨以外，石油部增产和节约的石油全部由石油部自行出口，筹措的资金作为国家对石油投入的补充。至此，中国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个行业包干方案正式出台。
1982年2月15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立，隶属石油部。1983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将原来分属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管理的39个石油化工企业划归总公司领导。总公司直属国务院。1988年6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石油部，成立能源部（1993年3月撤销），作为石油工业的主管部门。1988年9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原石油部改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直属国务院领导。同时，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分立，也直属国务院领导。
中国石油工业从激情走向理性，石油正在变成一门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