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清朝颁布《钦定蒙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和《钦定中学堂章程》，明确规定蒙学堂、寻常小学堂和中学堂都要设置“史学”课程。此事标志“历史终于从经史之学中开始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正式课程，这在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都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1]。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到今年，我国中学历史课程已走过110年的历程。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笔者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粗析其是非得失，试探其演变规律，写成本文，以纪念近代历史课程开设110周年。
继《钦定中学堂章程》之后，1904年，《奏定中学堂章程》颁布。该章程规定，中学历史学科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最后讲欧洲、美洲史；强调中国史“当专讲历代帝王之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2] （p.7）。据此可知，《奏定中学堂章程》实际规定新开设的中学堂历史课程内容体系是与中国传统史学一致的“皇朝—精英史体系”。
按系统论观点，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是历史观点、历史发展战索、历史材料、历史知识（含常识）、历史学习方法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由于上述诸要素都具有多样性和可选择性，这就决定了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也具有多样性和可选择性。1902年，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课程的元年，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元年。在这一年，梁启超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新史学》，学界一般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诞生的标志。虽然中国近代历史课程和中国近代史学同年诞生，但两者的起点却不相同。官办的中学堂继承了传统史学，即“皇朝-精英史体系”的衣钵，而梁启超却高扬“史学革命”大旗，力倡“新史学”。他一方面批判皇朝-精英史学，一方面宣传进化论史学。梁启超认为：新史学是“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的学问”[3] （p.355）。受此启示，当时我国史学界和历史教学界的有识之士积极探索不同于“皇朝-精英史体系”的新的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
1903年，曾鲲化著《中国历史》。该书别树“光辉雄美之新历史旗帜”，力倡“竞争进化之国史”[4]。1904—1906年，夏曾佑编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分册出版。该书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勾勒中国“物换星移、世事沧桑的历史进化过程”[5] （p.201），初步构建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依据的进化论史学体系。中华民国成立后，进化论史学体系建设大步向前推进。1912年底颁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强调，“历史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事迹，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2] （p.11）。1929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要求“大抵打破以朝代分界的旧观念，而取一种转移大局的潮流做标准”[2] （p.26）。该课标在“目标”部分列出了体现历史进化观的众多要点，如“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研究重要各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研究各国重要民族学术文化演进的概况，与中国学术文化演进的经过”，“明了近代科学对于物质文明及社会进化的贡献”，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期[2] （pp.22～26）。而与之配套的高级中学普通科历史暂行课程标准不仅对中国历史如此进行分期，而且将外国史分为先史、上古、中古、近世、现代五个时期[2] （pp.31～35）。至此，进化论史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定型，并成为中国近代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的主流形态。
进化论史学体系虽是中国近代历史课程内容体系的主流，但那时，还有一些历史教师和历史教育研究者在探索其他的课程内容课程体系。在这些体系中，文化史体系和专题史体系值得关注。
1922年，傅运森等编著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特点是“打破朝代和国界的旧习，专从人类文化上演述变迁的情形”[5] （pp.202～203），目的在构建文化史体系的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1923年，《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颁布。这个由徐则陵起草的历史课程纲要，共设116课，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包括中国文化史在内的“世界文化史”，构建了以人类文化发展为主线的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
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陆光宇编写的《新撰初级中学历史教科书》，由总论和分论构成。总论为“历代兴亡述略”，分论为民族史、学术史、宗教史、风俗史、实业史、近代外交史等专题。研究者评论说，该书“优点是各部分专史叙得较清楚，使人一目了然”[5] （p.203）。应该说此书是构建专题史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的一次有益探索。
此外，1923年制定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常乃德起草）构建了中外历史“混合”编制体系。该纲要写道：“中学历史，向分本国史世界史二部。今为使学生明了世界人类生活共同演进状况，打破关于朝代国界的狭隘起见，初中历史编制宜取混合主义，以全世界为纲，而于中国部分，特加详述；使学生对于本国历史，得因比较而益审其在世界史中之地位，似较分授之制为善。”[2] （p.14）但该纲要仍将历史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四个阶段，与进化论史学体系一致。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近代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有三个特点：第一，从皇朝史体系向近代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转化是基本趋势；第二，历史课程内容体系具有多样性；第三，在多样的课程内容体系中，进化论历史课程内容体系占据主流地位。比之传统的皇朝史体系，进化论历史课程内容体系无疑具有进步性，但进化论史观及其课程体系只承认历史的渐进性变化，否认历史的突变，并注重从外部寻找历史变化的动因，因而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在以往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把1902—1949年的中学历史课程（含课程标准、教科书等）视为垃圾一堆，而且认为其毒性很大。现在，当我们冷静地去清理这笔历史遗产时，却发现我国这一时期的中学历史课程是糟粕与精华并存。笔者认为，在长期的批判和否定之后，当前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其精华，以作为历史课程内容体系改革和建设之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在中学历史课程中的指导地位很快树立起来。1956年，随着《初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世界历史教学大纲（草案）》《高级中学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学大纲（草案）》《高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草案）》颁布，富有时代特征的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形成。
我国现代的中学历史课程内容新体系有两个来源：一是源自解放区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二是源自苏联的历史课程体系。但前者也受苏联历史课程体系的影响，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是在苏联的影响下构建的。具体地说，世界史课程内容体系照搬苏联体系，中国史课程内容体系在苏联体系的“指导”下构建。研究者指出，苏联历史课程内容体系的特点是“确信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无一例外地遵循共同的历史阶段逐一更替，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6] （p.292）。1956年颁布的《初级中学世界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和《高级中学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学大纲（草案）》充分而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下面以《初级中学世界历史教学大纲（草案）》为例，略作说明。
第一，大纲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因此，按五种社会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安排章节内容。初三世界史共九部分，第一部分讲“原始人的生活”，第二、三、四部分讲亚、非、欧三洲奴隶社会历史，第五、六、七部分讲封建制度的建立、巩固、发展和解体，第八部分讲“资本主义从确立到衰落”，第九部分讲“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总危机”。
第二，大纲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2] （p.166），为此，大纲以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为“社会制度改变”的转折点，即：以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以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发生之年）为资本主义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旧的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新的社会主义世界这一根本转变的标志”[2] （p.170）。与此对应，大纲高度重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古代史部分将各国主要的奴隶起义、隶农起义、农民起义、织工起义等列为教学要点，近代现代部分则主要讲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第三，突出苏联的历史，其第九部分“现代——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总危机”，可以说是苏联史的缩编。
如果说1956年构建的中学世界史课程内容体系是照搬苏联体系，那么当时的中学中国史课程内容体系则是参照苏联体系编写的。该年制定的初中、高中中国史教学大纲构建的中国史课程内容体系都以社会形态更替为框架，阶级斗争史为核心内容。如果说有不同于苏联体系的“创新”的话，那就是在五种社会形态中，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近代阶级斗争重点讲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但这些“创新”与苏联体系无本质的差异。
1956年构建的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影响很大，此后半个世纪里，我国中学历史教学基本沿用这个体系。20世纪末期虽有调整和改进，但变化不大，甚至2001年制定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和2003年制定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变化的也主要是形式（采用主题式和专题式），而不是内容。
五种社会形态体系是20世纪后半期我国中学历史课程的唯一内容体系。这是一种不同于皇朝史体系、进化论史学体系的新的历史课程体系。按这一体系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传播唯物史观，有助于年青一代认识和探索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树立科学的历史观，有助于人们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但是这一体系也有明显的弊端。首先，作为该体系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创的唯物史观（亦即精典唯物史观），而是苏联式唯物史观（亦即流行唯物史观），作为该体系蓝本的苏联历史课程内容体系是一个政治化教条化的体系。其次，通过这一体系灌输给几代中国人的历史结论长期被视为“真理”，但其中一些并不科学，有的还有违于历史。最后，一种历史课程内容体系几十年一统天下的局面，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创造性思维的发挥，在诸种弊端中，这一方面的危害，应该是最严重的。
新近制定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是我国历史课程改革的重大成果。
（一）中国史课程内容体系
2011年版历史课标中国古代史“学习板块”讲述中华大地上出现人类活动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课标将这段漫长的历史分为史前、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个时期，除史前时期外，均着重讲述主要朝代的政治、经济情况，各个时期的文化则相对集中（除隋唐时期）。这个内容体系，注意朝代兴亡，凸现阶段特征，展现了中华文化辉煌。
中国近代史“学习板块”概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并指出“救亡图存和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中国人民奋斗的基本目标”。据此可知，该课标是以革命历程和现代化进程为线索来构建中国近代史内容体系的。但在这两条线索中，革命是主线，现代化是辅线。因此，中国近代史内容体系基本上是革命史体系。
中国现代史“学习板块”中，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史的主线。围绕此主线，课标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起步的条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曲折与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三个前后衔接的问题选择和安排教学内容[7]。
（二）世界史课程内容体系
2011年版历史课程标准世界史板块虽由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三个板块组成，但其体系是统一的，或者说三个板块被置于一个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可描述如下：
1.一条主线：人类历史从分散到整体发展。
2.两个方向：人类历史可从纵向、横向进行研究。纵向系统以时间为序，反映生产力发展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横向系统反映地域之间的关系，交往使地域之间联系不断加强。在此过程中，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扩大至关重要。
3.三个阶段：以16世纪初和20世纪初为时间节点，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勾勒从分散到整体发展的过程。
据上可知，2011年版历史课标构建了一个不同于社会形态史体系的世界史课程内容新体系，这个体系可称之为全球史体系或整体史体系。比之中国史课程内容体系，这个体系具有创新力度大、相对严密完整的特点。
为突破五种社会形态史体系的限制，构建新的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2011年版历史课标的编制编审者下了很大工夫，并取得重要成果，对此，我们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但从已构建的体系来看，不足之处也相当明显。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中国史没有统一的体系，二是中国史体系和世界史体系互不协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多维的视角，多元的史观，多种多样历史认识方法，丰富的史料，为构建各种各样的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生产力体系、社会形态体系、革命史或阶级斗争史体系、现代化体系、全球史体系、文明史体系，生态史体系等等，都可供我们选择。以文明史观的运用来说，即可以人类文明演进，特别是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主线，并围绕这条主线，精选内容，构建文明史体系的历史知识体系。这一思路可供构建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参考。
近代以来我国历史教学界对社会需求型、学生本位型、学科结构型三大类历史课程体系进行了探索，但完整的学生本位型的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尚未成熟。笔者认为，现在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建立充分考虑社会发展长远需要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学科结构型课程内容体系应是历史课程的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冯一下，男，1939年生，四川蓬溪人，现为成都大学退休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育学。
【责任编辑：王雅贞】
参考文献：
[1]王家范.吕著中国历史教材研究刍议[J].历史教学问题，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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