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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乡土文学2篇
第1篇: 鲁迅乡土文学
浅谈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
15汉语言本一 李欣荣
摘要：随意现代文学的萌芽，到清朝晚期中国文学发生重大变化，并在中西文化冲突碰撞中形成了新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观念，促使现当代文坛上涌现了大批接地气的年轻作家，在他们中以鲁迅、沈从文、莫言为代表的乡土文人以平易畅达、平流质朴的笔锋对自己家乡及家乡人民精神世界传递了独特的乡土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影响着乡土文学，同时乡土文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变得弥足珍贵。
关键词：鲁迅、沈从文、莫言、乡土文学
一、乡土文学起源与发展的诸多条件
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近代化是紧密相关的。从世界文学发展历史看，乡土文学的兴起是与社会转型相切合的。首先，在本国农耕经济下，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农民男耕女织进行生产劳作，久而久之，心中便多了几分乡土情思，他们怀着对家乡故土的爱而“不远游”于别地。其次，随着清王朝的腐朽以及西方列强的侵略，封建社会过渡成两半社会，无数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他方。身在他乡，心却扎根于故乡，他们不免会有“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的感怀。在此方面，近代文人谭嗣同在《有感一章》中写到：
世间万物抵春愁，今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春愁”愁的是什么？愁的是故土难离而不得不离，词中足以流露出诗人忧思故土悲愤难抑的爱国之情。再次，乡土文学的发展与变化离不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村庄不断萎缩，平川的人向城市流动，不少山村正在逐步消失。过年过后，他们深感心中的缺失，多年未回故土，他们只好写点文章作品来追忆农土生活，缅怀过去。现代都市文明和进步思想进一步促进了乡土文学的发展。
乡土文学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在小说《故乡》中，“我回到故乡，在故乡，离开故乡”情节安排着重描写了闰土和杨二嫂的人物形象，从而反映了农民生活现实及人性的变化。在《中国新文学·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对乡土文学作出了简略阐述，虽未明确提出“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但也隐露了以描写农村生活来抒发淡淡的乡愁的写作目的。
欧美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发展以来，一些思想家和文学家提倡人生自由，面对现实，正式人生。他们在文学作品上以“现实主义”真实反映社会状况，对人民大众的不幸遭遇表现了人道主义同情，由此衍生“为人生”的主张，而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组织并提倡文学应该反应社会与服务人生。而乡土文学正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影响下发展出现的。
二、沈从文《边城》和莫言
在“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下一大批文学家如彭家煌、许杰、鲁彦等开始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在近现代最为突出并影响深广的作家中就是沈从文和莫言。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1922年开始文学创作。《萧萧》写于1922年，小说以湘西山村风俗为背景，赞美萧萧的纯真、善良的天然之美，揭示了平静中蕴有躁动的一面。小说描写了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风采的民俗，如开头的“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秋八月工人摘瓜”，具有浓郁的地域和风俗色彩【1】。写于1934年的《边城》则是他最有影响的和艺术水准最高的小说,《边城》中反映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恰好体现了乡土文学的特点：语言质朴，清丽自然，意蕴丰富，善于描写农民独特的感受和情绪。
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红高粱》是一部表现高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充满血性与民族精神的经典之作。与沈从文不同的是，他写的是发生在山东高密的乡土故事，在题材上他选取了当时倍受争议的事情。《蛙》为中国当代作家莫言重要作品，出版于2009年，《蛙》 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也反映出中国计划生育的艰难历程。莫言的小说《蛙》一方面暗合了“生命政治”的议题，即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下对“生命”压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如何用文学的方式表述这一命题的问题【2】。该书秉承了作者乡土文学的一贯风格，以细腻的笔触、朴实的文字落脚于中国社会的一隅。
三、乡土文学前途命运
乡土题材，一向是当代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脉。但在现在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要想找到传统意义上的乡土题材作品，已经不很容易了。这里的“传统意义”，是指那种以乡土社会为舞台，以乡土人物为主角的相对纯粹的乡土题材作品，如沈从文的《丈夫》。与乡土生活有关的长篇小说写作，更多地体现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城镇生活的描写，以及那些带有田野调查意味的纪实类作品。这种明显可见的变化，也许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即旧有的乡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而新型的乡土文学写作，由此正式开启【3】。乡土文学的时代转型，由此拉开了它的新的帷幕，但这并不代表乡土文学将会消失。虽然纯粹的乡土题材发生了新的变化，但乡土写作内在精神不会变，他将以另一种新的姿态继续延宕。
任何形式的文学，从来没有主宾、贵贱之分，只有质的优劣；
文学也从来不歧视它生长的环境，所有人类生存的地方，所有生长苦难和希望的地方，都是产生文学的沃土【4】。乡土文学作品中传达的爱憎与哀乐使身处都市喧嚣的人们重新拾得那份纯真天然并带着浓浓乡土之气的人之本性，使他们摘下了时刻保持警惕的冷漠与隔阂的面具。中国人口的多数依然是农民，这就是乡土文学和农民作家存在的理由，仅此已经足够。
参考文献：
【1】老吾.《中国现代文学名篇解析》[M]，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
【2】莫言.《娃》[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
【3】《旧的乡土文学开始终结 未来之路向何处去？》，[J/OL].人民网，2013年7月26日。
【4】叶平. 《“乡土文学”的忧患与前景》[N]. 文学报, 2014年1月23日。
第2篇: 鲁迅乡土文学
赵树理与乡土文学当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陈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时，他虽然没有具体限定“赵树理方向”的内涵和意义，但我理解，“赵树理方向”首先在于他的文学的大众化方向和鲜明的倾向性，因此，“赵树理方向”实际上就是“乡土文学”的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尽管并非赵树理的首创，但真正达到在主观上自觉的为农民写、写农民、给农民看的“文的自觉”则确要从赵树理算起。这不仅表现在题材的自觉、语言的自觉、人物塑造的自觉等文体创造方面，更主要地表现在赵树理创作意识的自觉。他主动的有清醒意识的让文学去接近劳工大众，从而影响和改变他们的阅读范围和审美情趣，诱导他们的思想意识朝着合理的方向靠近，而远离封建糟粕的侵蚀。由此可见，“赵树理方向”并不是“被动的迎合”“农民的审美习惯和审美需要”，也不是仅仅停留在“第一个层次上”。这从他“一步一步地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的表白中，就可看出他的文学志愿和目标。所以，仅仅认为“赵树理方向”停留在“文学的第一个层次上”的说法，其实是并不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历史现实。试想，没有把大众的情趣引导到健康的文学阅读上，而放任于封建糟粕中，谈何向文学的“第二层次飞跃”？这不有点让古代的人去奢想宇宙飞船一样，强人所难吗？由此、我们评论一位作家要近可能的放到一定的历史现实环境中，重点考察他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现实条件下“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而不必强求他“应该怎样做”。
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我把赵树理摆到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渊源流变中，进而把握他的位置和历史贡献。
一 在中国，最早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见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他虽然还主要是对“五四”后期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的深刻概括，但对“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味已有所揭示。在国际，“乡土文学”则出现于19世纪末，步利特·哈特等在美国的倡导。在台湾，“乡土文学”最早见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台湾语文与乡土文学》，原始定义为描述大众生活并使用大众语言，即方言。“乡土文学”的概念是随着社会的变动及随之而来的作家创作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得到丰富的。在此，“乡土文学”是指那些真切地展现了作者故乡的农村和小乡村的风土民俗，寄托、表现着作者的乡情，着力于描写农民的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诞生包含着一种发人深省的现象，那就是第一批乡土文学作品的作者并不是始终扎根于乡土文学的作家，而是一批离开了故乡，在都市生活中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青年人。鲁迅当初在给“乡土文学”命名时，强调他们“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大概也包含着对人们的这种提醒。他们正是在经受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冲击之后，再重新回过头来看自己幼时生活过的偏僻乡村，才获得了乡土文学的创作视角的，从而突破了从农民文化的内部视角来观察的局限。幼年乡村生活和现代都市生活的“时差”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文明和愚昧、科学和迷信、民主和法治、变革和保守等的差别，而当他们力图剖析故乡农民苦难的根源时，他们所借助的思想武器也正是受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五四乡土文学在本质上是觉醒了的现代作家，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体系，对本土文化进行的历史‘反观’与‘反思’”。因此，如果当时作家始终囿于故乡的生活，而不走到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异地”去，他们就很难获得对本土封建宗法社会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力量，也就很难设想会诞生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由此可见，“乡土文学”虽然散发着泥土气息，但现代意识犹如不可遮掩的灵光放射着它的光泽。这就使“乡土文学”从一诞生始，就站到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而不沉没于乡村的文化气氛中。
不过，当时的“乡土文学”同当时的变革还有着某种脱节。比如20世纪二十年代那场席卷中国的农民革命，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运动所无法比拟的，农民群众由此表现出来的主体意识的觉悟，变革意识的高扬，是近代西方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马克思主义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传播到农村而引起的一次大爆发。然而除了彭家煌的《今昔》等极个别作品外，这种农民的“自觉的阶级觉悟”并未在“乡土文学”中得到反映。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如王鲁彦、王任叔、许钦文、蹇先艾、王统照、许杰等基本上是在表现农民的悲剧命运上作着开掘，即使偶有显示出农民觉醒动向的作品，也只是前进到表现农民的重压之下的个人反抗，如蹇先艾的《水葬》、王任叔的《疲惫者》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在于“侨寓者”的生活条件使他们不能感同身受到乡村土地上的巨大变化，而且也在于他们在“侨寓者”的生活环境中的思想状况。他们所感受到的，还主要是在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资产阶级现代文化意识上的觉醒，而他们落魄、苦闷的处境，悲观恨世的感触，使他们格外容易注意起农村的破败、农民的麻木，而对于中国农村正在萌生的现代意识，似乎感受不深了。有的乡土小说，如冯沅君的《劫灰》会把农民的反抗斗争写成“土匪”的“浩劫”。作者经历过那段乡村生活，但却不能理解，这和作家的立场观点不无关系。
这种作家主观方面的限制和作品思想性的局限到了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乡土文学中出现了某些变化，这就是由表现农民的悲剧命运到反映农民的觉醒、反抗的主题进步。
左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传播，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文化环境。同时，民主主义色彩更适合中国国情的俄苏文学和东北欧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的影响进一步渗透到这一文化环境中来。这就使得无论是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老作家，如许杰、王鲁彦、彭家煌等，还是左联时期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的新人，如叶紫、沙汀、艾芜、蒋牧良等，其创作对于中国农村、农民命运的反映都出现了一些新因素。一些作品中，农村依旧是破败，农民的生活也依旧充满着悲剧色彩，但这一切都有了更为清晰的时代背景，如王鲁彦的《李妈》、吴祖湘的《樊家铺》等；
在另一些作品中，时代终于推出了觉醒、反抗的一代新农民，如叶紫的《丰收》、许杰的《七十六岁的祥福》、沙汀的《老人》等，在这些新农民身上，“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升华；
还有些作品，如艾芜的《山峡中》、蹇先艾的《倔强的女人》、芦焚的《巨人》等，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阶级对立中，着力于展现农民嫉恶如仇、讲求信义、追求自由等美德。上述种种，包括着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意识对作家思想的渗透和进步。
稍后一些的东北沦陷时期的乡土文学由于创作环境的特殊，又没有像关内乡土文学那样政治化，因而较多地保留着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一些特色。如有着浓重的乡思乡愁，有着对民俗风情的生动描写。不过，当时乡土文学的作家不是如王鲁彦们生活在异地异城，他们就朝朝朝夕夕生活在沦于敌手的故土，感同身受着家乡民族和阶级反抗的呼声，同时，他们的创作又较多地借助了俄罗斯和一些被压迫民族（如匈牙利、波兰、朝鲜等）的农民题材小说的影响。这使得他们在反映家乡农民的历史和现实命运上，表现了比二十年代“乡土文学”更及时的感应时代脉搏的生活和艺术敏感，起码有以下几点的变化是明显的。首先，一般乡土文学中充溢的乡思乡愁，在东北乡土小学中还渗透出一种浓烈的思恋、怀念祖国的情绪，小说中的一些农民人物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祖国不可分，如梁山丁的《挛生》。其次，如果说“五四”新文学开辟了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而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基本是在反封建的主题上作着开掘的话，那么东北乡土文学却是在法西斯文网森严的严酷环境中，用富有血肉的历史画面，深刻表现了反帝的主题，如王秋莹的《矿坑》、《小工车》等。再次，同二十年代“乡土文学”作品中“哀其不幸”的悲凉气氛比较起来，东北乡土文学则因传达出农民在民族灾难中的反抗的觉醒而使一些作品的色彩较为鲜亮，如梁山丁的《绿色的谷》、袁犀的《风雪》、疑迟的《乡仇》、王秋莹的《血债》等。上述这些都表明东北乡土文学作家开始站在较高的思想层次上来把握揭示农民的命运，而这不仅来自于他们所受的左翼文学、俄苏文学的影响，也是现实生活给予他们的，因为东北沦陷的现实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大大促使了东北土地上的民族觉醒，而这种觉醒正是中华民族进一步获得现代文明意识的集中体现。纵观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以及东北乡土文学的发展概况，文学的主题开掘有了令人可喜的拓展，它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地域社会现实的反映，表现了农民正在逐步觉醒的历史进程。但是，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也明显地存在着某些缺陷，而这正是有待于完成的历史使命，它不得不现实地推到了解放区作家的肩上。
二 赵树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延安文艺整风会议的召开，毛泽东《讲话》的发表，使作家们更自觉地去适应延安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环境，这一文化环境实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力图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而创造的；
作家们也努力从思想情感上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在深入现实生活中获得了翻身农民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趣味。这就是四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超越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最明显的地方。赵树理是乡土文学走向大众化方向的杰出代表和奋力开拓者。如果说赵树理之前，乡土文学还处于不自觉的各个地区作家独自为阵的散游状态，那么正是他的自觉追求和倡导，形成了乡土文学中的第一个流派：山药蛋派。虽然浓重的“山药蛋”味并不完全是由地域性因素决定的（赵树理同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当时并不生活在同一个根据地），但它的流派意识首先取决于作品中翻身农民的乐观，取决于他们在建设新生活的种种冲突中所感受到的幽默情趣，取决于他们在革命中轰毁自身的旧意识时所发生的爽朗笑声。它们的被表现，使解放区乡土文学面貌一新。
乡土文学强调扎根中国农村的现实，这使得它有可能不断汲取在现实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推动它对乡土题材的深层审视，不过这其中也潜伏着危机。这主要来自乡土文学作家及其描写对象这二者都可能有保守、落后的农民文化意识。乡土文学创作往往面对着积淀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因素的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作家往往由于其出身、经历等方面同农村的密切联系而容易受农业社会的审美风尚和建立在小生产封闭方式上的文学观念影响，而这些都有可能同代表现代中国的历史流向发生冲突。比如，地域性特点可以说是乡土文学最基本的一个特征，而积淀了数百上千年历史、文化的风俗习惯，乃是构成民族和地域差异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当乡土文学表现乡土题材时，总是同执着地汲取和延伸一个地方的传统风俗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习俗又是具有历史的惰性的，创作中对习俗的“入迷”，其结果是复杂的，但其中确实会出现背向现实而迷恋、考究民俗、宗教、陋习的玩赏习气，不加分析客观地展览落后愚昧的风俗习尚的盲目性，乃至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传统因素加以赞扬的失误。
赵树理清醒地意识到现代精神的对立面是封建文化意识和小农思想意识，自觉地更新自我，以较为广阔的外部视角来审视自己要处理的农民文化题材，剖析沉积在其中的种种封建和小农的因素。在这种乡土和现代的文化冲突中，作家如何高于他所描写的农民文化是重要的。正如赵树理研究专家黄修已在《赵树理评传》中指出的那样：“赵树理的独特风格是表现在他评述生活时的农民的美感、眼光，描绘生活时的农民的表述方式。”这是赵树理所代表的解放区乡土文学作家高于以往乡土文学之处。但这中间也潜伏着某种危机，即会不会又完全回到农民文化的基础上去，甚至沿用起农民传统的内部视角来观察农村现实，从而出现把某些落后、保守的小农意识，甚至封建意识加以赞扬的失误？赵树理对此保持着清醒的思想意识，这表现在他设身处地感受着农民的喜怒哀乐时，又用党的农村工作者的眼光审视、剖析着农民心理、农村习俗。他的作品思想深度的开拓往往跟揭示小生产者，尤其是当了权的小生产者的思想的严重局限联系在一起，赵树理的创作实践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它告诫着乡土文学作家们一方面要同农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努力“打成一片”；
另一方面，又要善于脱身出来，站在现代意识的思想层次上审视、剖析农民的“善”、“恶”、“好”、“坏”观念。不仅如此，赵树理对农民追求光明、幸福，他们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也都能从较高的层次进行把握。致于他作品中表现的新观念、新道德、新文化，也包含着传统因素，而作品以此充分肯定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人格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赵树理描写农民生活，不仅从现代社会意识超越农民文化的局限，而且在现代审美意识方面也改变了前期乡土文学中的审美格调。构成乡土文学特色的核心因素是艺术审美层次上的审美特征，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由同一地域的物质和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审美心理同构性，才构成了不同地域乡土文学特色的遗传基因。然而，正由于它仍然是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统一，因而事实上也会发生乡土文学和现代的种种冲突。
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乡土文学创作看，有两种情况值得总结：一是乡土文学创作中同中国现代美感的总体特征有着密切联系的审美情趣，使它得以摆脱浅薄的“农家乐”审美风尚的束缚；
一是它在艺术形式上或多或少的带有现代意识的追求，也给它带来了某种更新的生命力。
有人认为，以“悲凉”为其核心为其深层结构的美感意识，是中国文学现代美感的总体特征，文学的美感意识，实际上是不同历史条件下民族的文化心志的表现。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心志往往是多向多质的，所以中国文学中的美感意识有睿智的，也有愚昧的；
有进步的，也有保守的。“五四”以后的中国，充满着内外忧患，也充满着意在变革的历史冲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就越来越少温文之美，甚至对含蓄、内敛的审美情趣也有某种抛弃。相反，同正视民族的现实命运和改变这种命运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悲凉”情绪必然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文学的审美领域中来。
赵树理作品的审美品格表现在他描写农民挣脱旧观念中的艰难，在建设新生活中的欢乐，在土地革命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热烈情怀，都成为他作品情感力量的重要方面。他一改乡土文学中“农村衰败”的“悲叹”和“隐现着乡愁”的故乡风的浓郁、悲凉，而变为明朗、清丽的审美情趣。这也有别于他前期创作的《有个人》的风格特色。尤其在乡土文学的民族形式上，赵树理找到了乡土文学和劳动大众的最佳契合点。当一种新的文学开始自觉追求自身能蕴含、表现的民族的个性、特征时，正是这种文学走向成熟和深刻的一种标志。乡土文学在这点上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两个方面启发着人们。一是“五四”新文学的根本目标，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种新的、同现实同人民保持更密切的关系的文学。置身于这一时代潮流中的乡土文学通常是从一种强烈的时代热情出发去看待民族形式，这就使它避免了惰性的认同，而常常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改造、利用。二是它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文学对其民族形式的追求是不可能在一个排他封闭的状态中实现的。如果说赵树理的小说所创造的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以后白话小说的民族化的话，那么这种民族化中首先包含着现代化的含义，即他改造了传统评书中结构套式化、表现方法凝固化等局限性，使之能反映丰富、复杂的解放区农村生活和表现现代农民变化多姿的心理世界，这种成功中有着致力于他早期创作中吸收外来文学营养的因素。
总之，赵树理无论是在思想深度的开掘方面，还是民族形式的改造方面，都对乡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继续研究这份遗产，将对我国的文学事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