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窦娥冤》悲剧价值浅谈【精选推荐】,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窦娥冤》的悲剧价值浅谈3篇
【篇一】《窦娥冤》的悲剧价值浅谈
论《窦娥冤》的悲剧意识
一．悲剧地位的界定
王国维认为《窦娥冤》是“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悲剧佳作。
王国维认为悲剧有三种不同层次：“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之者。第三种，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
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1】张驴儿父子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恶人之列，但他们不是作家表现的主角；
窦娥当然不会盲目的任由命运的播弄，她做出过最坚定最彻底的抗争。所以，《窦娥冤》应当不属于前两种悲剧，仔细思量，还是与第三种比较贴合。窦娥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她的不幸遭遇，在元代社会，也是普遍的。窦娥的死是“本着一点孝顺的心情”，逼不得已“屈招了药死公公”，她明知这种行为的后果，但又不得不为之。
鲁迅比王国维说得更简洁：“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窦娥冤》“毁灭的是一个善良女性的青春生命和柔弱的殉道者对现实社会的美好幻想。”【2】
《窦娥冤》作为关汉卿的代表作，作为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之一，其深刻意义在于：“它通过一个蒙冤而死的普通妇女的满腔怨愤使天地发生异常变化的情节，有力的抨击了封建社会黑暗、窳败的政治，强烈的表现了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3】
二．悲剧发生机制的设置
窦娥的悲剧是由于其主观意志与客观环境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产生的。
先看窦娥主观意志对悲剧产生的影响。
首先，窦娥的贞节观。窦娥十七岁守寡，并立志守节，时经三年。显然，窦娥是深受儒家礼教影响的，并且是封建礼教的坚决维护者和执行者。守节，是程朱理学特别提倡的。如果是在宋朝，窦娥也许可以荣获一块贞节牌坊。但窦娥的贞节观与元朝的主流意识是不符的。蒙古族的贞节观念并不强，“一女不侍二夫”，宁可丧命也不失节，对于蒙古族来说是陌生的。就连铁木真的女人也曾在部落征战中被人抢走，几年以后又被铁木真夺回，仍然做了王妃。那么，普通百姓死了丈夫以后改嫁也就不足为奇了。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窦娥和蔡婆婆媳俩都是寡妇，且小有资产，遭人欺辱，遭人觊觎，那是必然的。所以，窦娥的贞节观使她很有可能遭遇悲剧。
其次，窦娥的孝悌观。窦娥对蔡婆的孝顺完全是无条件的。蔡婆放高利贷，直接导致了窦娥的童养媳命运，窦娥不但没有记恨她，反而很感激她多年来的养育之恩，最后窦娥怕蔡婆经受不住拷打，“怕连累婆婆，屈招药死了公公”。窦娥完全可以称之为孝悌的楷模。正是这种不问前因后果的孝顺，导致了窦娥的自我牺牲和悲剧命运。
再看悲剧产生的客观环境：
（一）蔡婆是窦娥悲剧的引发者。在张驴儿事件上，蔡婆表现得胆小懦弱，毫无主见。被张驴儿父子救了以后，蔡婆便将底细和盘托出，引起了张驴儿的觊觎。张驴儿以死相胁，蔡婆便立即答应了自己和媳妇下嫁张驴儿父子。生命危机解除以后，蔡婆没有想任何办法摆脱这个无赖的纠缠，且不听窦娥的劝阻，与张驴儿的父亲拜了堂。张驴儿误杀了自己的父亲以后反诬陷窦娥，蔡婆立刻六神无主，竟要求媳妇随顺了张驴儿，嫁给他，私了此事。正是蔡婆懦弱一步步把窦娥推入了悲剧境地。
（二） 张驴儿父子是窦娥悲剧的间接制造者。张驴儿本质上就是一个地痞、流氓、无赖，他为了个人私欲而无所不用其极。他救蔡婆完全不是出于善意，只是碰巧而已。听了蔡婆的自述，便“听财起意”，闯入蔡婆家里，看到窦娥，又见色起意。因为窦娥宁死不嫁，便恶向胆边生，想毒死蔡婆，以便威逼窦娥成亲。误杀了自己的父亲又诬陷窦娥，最后还买通贪官严刑拷打窦娥。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
（三）桃杌太守是窦娥悲剧的直接制造者。如果窦娥碰到的是狄仁杰，是包拯，是宋慈，肯定是可以免遭冤屈的。但她碰到的是桃杌太守这个昏官，他信奉的是：“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他办案不必勘察现场，不必充足的证据，只奉行一条：“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碰上如此贪婪、昏庸的官吏，屈打成招是必然，草菅人命是必然。
（四）冷漠的民众也是导致窦娥悲剧的原因之一。张驴儿竟敢借故要挟，无理赖在蔡婆家不走，而社会上却无人敢仗义执言。民众做了冷漠的看客，放纵了邪恶势力。
三．悲剧冲突之展开
（一）冲突的引发。蔡婆的懦弱引狼入室，窦娥坚决抵制。这里有两组戏剧冲突，显性冲突是蔡婆、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的矛盾。矛盾的一半由于蔡婆的屈服妥协而解决。而窦娥宁死不嫁，并把逼她拜堂的张驴儿推跌在地，激化了矛盾。隐性冲突是蔡婆的逆来顺受与窦娥宁死不嫁之间的矛盾。窦娥可以坚守自己的立场，但她无法左右蔡婆的行为模式，否则，就违背了孝顺的宗旨。于是，新的荒唐的家庭结构，对于窦娥来说，是一种危机四伏的存在。
（二）冲突之深化。张驴儿误杀其父，诬陷窦娥，二人的矛盾白热化。窦娥陷入困境。如果窦娥选择私休，就必须丧失贞节，向邪恶势力屈服，但可以避免承担杀人罪名的风险；
如果窦娥选择官休，可以保全贞节，但是可能承担杀人罪名。窦娥选择了官休，她寄希望于掌着生死权的官府有一片湛湛青天，可以证明她的清白。但是等待窦娥的是桃杌太守的严刑拷打。弱质女流窦娥应是扛住了严刑拷打，但是出于对蔡婆的孝顺，窦娥选择了自我牺牲，“屈招了药死公公”。
（三）冲突之高潮。黑暗的现实彻底毁灭了窦娥对官府的幻想。于是矛盾冲突转化为窦娥与冷酷的国家机器之间的矛盾。窦娥的反抗精神喷薄而出，她斥骂天地“欺软怕硬”、“不分好歹”、“错堪贤愚”。她承担杀人罪名，同时又为自己鸣冤，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渴望上天证明她的清白。她以物质生命的丧失为代价，换取了永恒的精神生命。
（四）冲突之结局。窦娥的反抗精神生死以之，即使化为鬼魂也仍然努力诉冤。最后由父亲窦天章平反冤案。张驴儿受了剐刑，赛卢医被发配，桃杌永不叙用。加了一个装点欢容的尾巴。
四．悲剧价值的思考
（一）《窦娥冤》体现了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落后民族对中原的入侵，总免不了带来一定的破环。因此，元朝的黑暗和腐败也是不能忽视的客观事实。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对被征服地区肆意掠夺，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
第二，强占农田，加重剥削，使农业经济受到破环；
第三，政治腐败，官吏贪污，冤狱遍野，民不聊生，这也是元朝的痼疾；
第四，元王朝轻视学术文化，使得知识分子地位低下。”【4】《窦娥冤》集中反映了第三点，而关汉卿本人的生平经历，更是第四点的生动写照。
《窦娥冤》第三折中，【滚绣球】一曲集中体现了窦娥的反抗精神。在对官府的幻想破灭以后，她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愤然指斥天地。在这里，天地就是现实的象征，鬼神是人间统治者的象征，所以该曲实际上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控诉和抗议，对封建秩序的否定。【一煞】则揭示了窦娥悲剧的直接原因：“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而窦娥的三桩誓愿也充分揭露了当时社会官吏昏聩，法制腐败，人民蒙受奇冤而又呼告无门的真实情况。它着力表现了主人公与社会恶势力“争到头，竞到底”的至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甚至产生了超乎自然之上的感天动地的力量。
总之，“《窦娥冤》悲剧产生的最初原因是高利贷剥削，推动悲剧发展的是元代野蛮而又混乱的社会秩序，决定这个悲剧的结局则是元代腐败黑暗的吏治。”【5】关汉卿正是通过这一典型悲剧，批判了元代社会。
（二）《窦娥冤》体现了儒家诗教观念和“乐生”精神。
儒家诗教观念自汉代成熟以后，一直深刻的影响着文学创作。“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一直被当作文学的功能和任务。“文以载道”反映在悲剧创作中便是“礼义为先”，中国悲剧的精髓就是“护礼”，即侧重于对礼的服从。“百善孝为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之，“孝悌观念”，“贞节观念”，理所当然的成为合乎社会规范之女性的应有之义。
以儒家的价值目标作为评判标准，窦娥无疑合乎一切“礼”的要求，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她毫无原则的孝顺婆婆，孝顺到容忍那种荒唐的家庭结构的存在，孝顺到临刑前仍一心为婆婆牵挂担忧；
她恪守妇道，“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她嘲笑蔡婆答应再嫁，“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叫人笑破口。”作者正是通过塑造“善”的形象来感染人，打动人，化育人，从而达到“美教化”的功利目的，实现儒家道德体系中人的价值。
中国古典悲剧以悲苦为主，但往往苦尽甘来，用否极泰来的方式实现悲喜剧的交融，创造一种哀而不伤的悲剧美。剧中悲剧性的两难冲突是在“正义之我”与“邪恶之他人”的层面上展开的，这就决定了冲突的性质必定是善恶两元的对抗，并且必定有为善的命运多舛，造恶的得意一时这种规定情境的出现。如果这种设置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那就不符合儒家的劝善惩恶机制。于是，“正定胜邪”便成为一种必然结局。所以，《窦娥冤》也添了一个“补恨”的尾巴，用大悲大痛之后的“小喜”来冲淡悲剧意识，以达到一种“哀而有节”的审美效果。
儒家肯定幸存的社会秩序，执着于现实人生这块“乐地”，因此，他们总是在消极中加入一些积极因素，促使人们不断去追求，驱策人们“入世”。作家试图通过悲剧意识的消解或冲淡，来告诉人们：“人生依然是块乐地，尽管有那么多不尽意的地方；
无论何时都应该积极追求自己的理想，因为善恶到头终有报，光明总是在前方。”【6】
受儒家的“乐生”文化影响越深，悲剧中的喜剧色彩就越浓。在儒学中浸淫了大半辈子的关汉卿虽写出了《窦娥冤》这种典型的悲剧，其戏剧创作仍以喜剧为主流即为明证。
参考书目：
1.《中国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出版；
2．《中国古代文学史》，马积高、黄钧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3.《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中国古代文论史》，赖力行著，岳麓书社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1】《中国古代文论史》第291页，赖力行著，岳麓书社出版社2000年版
【2】《中国文学研究》第101页，湖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出版
【3】《中国古代文学史》第60页，马积高、黄钧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中国古代文学史》第7页，马积高、黄钧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5】《中国古代文学史》第64页，马积高、黄钧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6】《中国文学研究》第102页，湖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出版
【篇二】《窦娥冤》的悲剧价值浅谈
《窦娥冤》的悲剧艺术
《窦娥冤》是我国古典戏曲中的一部经典著作，是一部杰出的悲剧。其作品本身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与人民的生活情态，从这一角度讲，它又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因此，从这部戏曲本身，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有许多。古人讲：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就是说要充分了解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作者本人的生平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作品的内涵。因此，在对《窦娥冤》做赏析之前，必须先对关汉卿的生活时代及个人经历做一番叙述。
关汉卿生活在中国的元朝，元代，中国领土实现了大一统，商业贸易极其发达，在商业的刺激下，产生了像大都，杭州，泉州这样的一批世界性的商业大都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市民阶级逐渐发展起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艺的发展，瓦舍艺人便从中成长发展起来。瓦舍技艺是经常性的商业经营，技艺被当作商品论价出卖。瓦舍艺人靠勾栏卖艺为生，他们已经不是宫廷供奉或贵族家姬，而是由广大市民用出钱观赏的方式集体供养的演员，他们不是靠取悦某一个或某一群贵族官僚而成为主人的附庸，他们是靠吸引市民观众使自己成为卖座的演员。瓦舍艺人在经济上摆脱了对皇室和贵族的依赖，思想上也出现了摆脱他们的趋势。观赏者的思想感情嗜好，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编者。根植于市民中的瓦舍文艺，比起过去的文艺来，从表现对象到表现手段，从内容到风格，呈现出新的变化，新的特点，有新思想因素在萌生滋长。
勾栏剧场的兴旺，要求有一支戏曲创作队伍，提供足够数量的脚本。关汉卿等剧作家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他们的创作不是为了自吟肺腑，而是为了为市民演出而写的。他们的创作既是为了勾栏演出，提笔运思之际就不能不考虑市民观众的思想感情与艺术趣味，他们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各个方面都不能不受到观众的制约。
瓦舍文艺的发达与提高，需要有文化的读书人参与其事，元代的确有一批下层文人，为新兴市民文艺所吸引而走进瓦舍。他们所服务的瓦舍是以商业方式来经营的，他们为瓦舍演出写脚本也是当作一种谋生手段的，这样的书会文人与传统的士大夫不同，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新事物，他们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元杂剧方兴之时，公卿大夫一般还不屑于染指，民间艺人又缺少独立承担创作重任的文化素养，地位处于两者之间，既有较高文化素养，又不耻于与倡优为伍的他们，适逢其会大展才情，与民间艺人合作，创造了文艺史上辉煌灿烂的元杂剧时代。而元初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所起的作用，像科举制度的废止，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传统思想统治的某些松弛，对下层知识分子走向瓦舍书会，都是起到促进作用的。
书会才人的生活与思想主流，是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当他们走进城市下层的时候，社会的不平，人民的苦难与抗争一幕幕呈现在他们眼前，叩击着他们的心扉，他们终于把所有的感受诉诸笔墨，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人民的心声；
他们为戏曲独树一帜，另辟门户，这在当时包含着非常积极的反传统因素。
关汉卿的创作道路，不是花铺成锦织就的，他的放浪佻达，一方面固然是时尚所趋，同时更是由于愤慨所激，其中隐含着一缕时代的苦闷和对传统封建礼俗的轻蔑。关汉卿的生活，笙歌掩盖着隐痛，疏狂遮蔽着牢骚。他既不是一味放荡的风流浪子，也不是不苟言笑的谦谦君子，他是一个忍垢强笑，内方外圆，新机灵便，世法通疏的戏曲家。
关汉卿的这条书会才人道路，冲破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狭窄的生活圈子，走向市井，走向下层，有机会熟悉包括倡优歌妓在内的下层市民的生活情感，了解他们的疾苦与期望，深受他们思想感情的影响，在许多方面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他们的观点观察社会人生。他热爱市民文艺，深入勾肆行院，紧密联系勾栏演出实践，运用市井活脱脱的本色语言进行创作。他们的创作不仅扩大了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领域，而且缩短了他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为元杂剧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关汉卿继承并发展了瓦舍书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文艺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读罢《窦娥冤》，才能真正理解《感天动地窦娥冤》的真实含义。戏曲的悲剧艺术从楔子就开始流露出来。楔子主要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与人物关系：蔡婆婆是一个高利贷商人，一年前借给窦秀才二十两银子，今年本息当还四十两，不料窦秀才仍没钱还她，于是蔡婆婆便让窦秀才的小女儿做她的儿媳妇，便准了这四十两。窦秀才在百般无奈下，只得被迫将女儿送到蔡婆婆那里。窦秀才悲伤不已，他的情感完全体现在《仙吕赏花时》这一首曲子中“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因此上割舍的亲儿在两处分，从今远践洛阳尘，又不知归期定准，则落得无语暗消魂”。从楔子中便可以看出，窦娥的悲剧不仅是由人造成的，更是由于社会黑暗所导致的，其悲剧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根源。蔡婆婆面对放高利贷这件事，非但没有些许的愧疚之感，反而认为此事理所当然，逼得人卖儿卖女却心安理得。再看窦天章，面对蔡婆婆的冷酷无情，面对卖儿卖女的悲惨处境，显得无可奈何，只能被动接受。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元朝放高利贷剥削人民被看作合理合法的事，而读书人在当时更是受到了严重的轻视，。元朝废除科举制度，更是切断了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不得不承认，窦娥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她是被黑暗社会吞噬的，她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
第一折是本剧矛盾冲突的开始。首先上场的是赛卢医，“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独特的定场诗刻画出了赛卢医的基本情况，即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庸医，其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不仅是一个庸医，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坏人。同样，他也是蔡婆婆高利贷的受害者，但却因此而动了杀机，想要勒死蔡婆婆，幸而未遂，被张驴儿父子相救。从中可以看出：好的社会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社会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赛卢医本身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此时出场的张驴儿父子可以说比赛卢医还坏几百倍。得知蔡婆婆家中情况后，居然说：“爹，你听得她说么？她家还有个媳妇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媳妇，何等两便？你和他说去”。蔡婆婆拒绝后，又无耻地威胁说：“你敢是不肯，故意将钱钞哄我？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仍旧勒死了你罢。”短短两句话，便将其性格勾画出来，反映出极端险恶的世道。张驴儿是混乱社会滋育出来的痞子恶棍，他趁危要挟蔡婆婆，强迫孤霜婆媳收他父子做接脚。仅此一端，便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混乱到何种地步。而在第一折中，我认为最为悲情的，还是主人公窦娥，剧中云“我三岁上亡了母亲，七岁上离了父亲，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改名窦娥。至十七岁与夫成亲，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方二十岁也。”仅仅二十岁光景，她却历经了时间最为凄苦的情景，不由使人扼腕叹息。他的心情是忧郁的，苦闷的，从他接下来的四首曲子就可以看出：《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我知情由，怕不待和天瘦”《混江龙》“则间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里，合着这今日心头。催人泪的是那锦烂漫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圞月色挂妆楼。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间皱，越觉得情怀冗冗，心绪悠悠”《油葫芦》“莫不是八字儿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夫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愁？”《天下乐》“莫不是前世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忧？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这将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辞需应口”。同时，窦娥的性格又是刚强的，坚定的，她恪守着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即“一女不嫁二夫”即使是自己孝敬的婆婆，也敢于批驳，敢于反对。在得知婆婆果真要把张驴儿父子收做接脚后，她果断地给予批驳“则被你坑杀人燕侣莺俦。婆婆也，你岂不知羞？俺公共撞府冲州， 的铜斗家缘百事有。想着俺公共置就，急思教张驴儿情受，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面对窦娥的坚贞不屈，丑陋邪恶的张驴儿却发下一幢誓愿：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我也算不得好男子。在其下场词中更是说道：美妇人我见过万千万千向外，不似这小妮子生的十分惫赖，我救了他老性命死里重生，怎割舍的不肯把肉陪待？更加淋漓尽致地突出了其无赖流氓的真实本性。
第二折写张驴儿误杀自己父亲，而反诬窦娥，诉至官府并判窦娥斩刑的事。赛卢医借了蔡婆婆高利贷无力偿还，仅仅为这这一二十两银子的债务就起意杀人。但他并非怙恶不悛的天生歹徒，从郊外作案回来，他“失精落魄“，想改恶从善，远走他乡，但又被张驴儿抓住辫子，被迫配了毒药，又干下了罪恶的勾当。他的所作所为反映出当时世道的险恶，在那时，谋财害命，行凶杀人，原本是屡见不鲜的事。张驴儿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束缚，只要能够不受惩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眉头不皱就可以做出来。他更不懂什么恻隐之心，父子之情，它可以设计毒杀蔡婆婆，当误杀自己老子的时候，他眼睛不眨一下，就可以利用老子的尸体进行讹诈。他的生活信条与世界观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从他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为那个社会根本谈不上什么公正道德与良心，弱肉强食，欺孤凌寡乃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无数张驴儿横行的社会，窦娥的安全是无法保障的。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楚州太守桃杌，不是偶然的错勘误判，关汉卿写出了他的做官哲学，从而显示出了冤狱的必然性。他的箴言有两条，其一曰：“告状来的要金银”。在他看来，“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所以亲不自禁地当堂给告状的人下跪，这种插科打诨的元曲格套，用夸张的表演反映了封建官吏，特别是元代官吏的普遍特征。其二曰：“人是贱虫，不打不招”，这八个字，不仅是其做官哲学，更是元代统治者残暴的政治哲学，不把人当人，是不人道的基本点，他们把人视作贱虫，任意拷打，随意虐杀，他们把刑杖当作审案的唯一法宝，当然，它又总是落在献不出金银的人头上。桃杌将窦娥问成死罪后吩咐说：“今日无事，将马来，后宅去吃酒”，他说的那样轻松，视人命如儿戏，由此可以看出，在那个社会里，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本是习以为常的事。在后文中，关汉卿一面特地点出，桃杌后来还升了官，一面又通过窦娥概括道：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从而进一步强调了窦娥冤狱的普遍性与窦娥悲剧的必然性。
在刚刚开始审案时，窦娥还对官府抱有一丝希望“大人你明如镜，清似水，照妾身肝胆虚实。”
然而换来的却是一顿棒打。但此时的窦娥，仍然十分坚定，没有屈服，直到桃杌下令“既然不是，你与我打那婆子”她才被迫认下了本不属于自己的罪行“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贼！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挣到头，竟到底，到如今待怎地？情愿认药杀公公，与了招罪。婆婆也，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其悲剧艺术又达到一个高潮。
我认为剧本最为悲情的是第三折，即窦娥被杀并许下三幢誓愿的一折。开头的《滚绣球》一曲真实刻画了窦娥此时的心情以及她经历这一切后的感悟“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折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怕做的个怕硬欺软，原来也这般顺水退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贤愚枉做天，唉，只落得两泪涟涟。”悲愤的控诉，血泪斑斑，怒火熊熊。这时候站在我们面前的窦娥，已不仅是一个令人悲悯的受害者，而成了一个令人赞叹的控诉着，抗争着。他的言辞，裹风暴，挟雷霆，是从黑暗王国里传出来的撕肝裂胆的呼唤。一阵怒骂还不足以发泄满腔怨恨，她又发下三桩无头愿，要天地出现异兆来证明她的奇冤，谴责人间的黑暗。她呼唤：“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她被斩时，果然云遮住了天光，冷风回旋在法场：她被斩后，果然碧血悬素练，参天降大雪，楚州旱三年，表现出了不可抑止的悲愤力量，收到了惊心动魄的悲剧效果。我认为，这三桩誓愿不是迷信神灵，更不是对上天的祈求，作家利用这些神异的情节，大大发展了其中蕴含的反抗精神，把三桩誓愿集中在一起，表现出窦娥由怨及恨，爆发出来的巨大悲愤与强烈抗议。
第四折则是为窦娥平冤昭雪，大块人心的一折。我一直在思考，作为一出悲剧，为什么作者会在结尾加上这样的一折？后来有了一点想法。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出悲剧，但在其结尾处，二人身亡后双双化蝶，给这一出悲剧营造出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而这一结尾恰恰反映出中国古人对美好的追求与向往。现实固然残酷，但这仍无法阻止我们内心对美好的追求。而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却仅仅是个悲伤的结局，在我看来，确实是少了些什么。《窦娥冤》也是这个考虑。关汉卿深深明白元朝黑暗的官场，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有道德，有良知的作家，他任然希望自己可以为这个社会什么，哪怕以自己一己之力无法拨云见日，“敢叫日月换新天”，也要在自己的剧作里给自己一个交代，更是给观众一个交代。
《窦娥冤》这出戏剧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极大，窦娥的形象已经深深根植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中。她深受封建压迫与悲惨命运，她的善良，贤惠和自我牺牲精神，她在苦难生活中磨砺出的坚韧性格和在反迫害中迸发出的斗争精神，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深刻地典型意义。窦娥的形象，在旧时代最能激起下层女性的强烈共鸣，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这些形象中，窦娥的反抗意识表现的更集中，更强烈。这些反抗精神不是出自超凡的英雄，而是从封建社会普通的下层妇女身上孕育出来的，是从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对人民力量的深入发掘中表现出来的，是人民潜在的巨大斗争力量的艺术反映，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正因为窦娥原是信赖天地和官府的良善之辈，她被屈斩，才更显冤屈，更反衬出社会的黑暗；
正因为她以前只是谦卑自抑的妇女，连她都被逼得咒骂天地，这才更显示出反抗力量之不可抑制；
正因为他不是俯首任人屠戮的羔羊，具有刚烈的抗争精神，她的毁灭才能产生崇高壮烈的悲剧美。《窦娥冤》不愧是古典悲剧艺术的典范之作。人们看了这个悲剧，不会被沉重的黑暗压得喘不过气来，相反，他在被压迫人民的心中播下了抗争的火种，激发了他们反抗黑暗，追求真理的愿望和热情。
【篇三】《窦娥冤》的悲剧价值浅谈
《窦娥冤》窦娥悲剧原因浅探
王梅 2015年5月4日
摘 要：《窦娥冤》是元朝著名剧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是我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也被王国维称为与世界上任何一部悲剧比较都“毫不愧色”的作品，本剧通过对一个蒙冤而死的窦娥悲剧命运的描写，强烈地控诉了黑暗社会下吏治腐败、流氓恶霸横行的罪恶现实，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剧中一出场窦娥就是一个“孝女”、“节妇”的形象，在张驴儿等人污陷毒死公公一案中，窦娥更是表现出了复杂多变的性格。首先，窦娥美丽、善良，面对张驴儿的逼迫，太守桃杌的酷刑坚强不屈。最后，伸冤无望但仍不放弃，发起“三桩誓言”以示冤屈，表现出了反抗精神，预示着窦娥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悲剧；
善良；
孝女；
节妇；
反抗
窦娥拥有善良、坚贞不屈、敢于反抗等诸多优秀品质。而这个具有高尚品质的女子的悲剧原因：我们可以多自身条件和社会背景方面考虑。在其自身条件方面，性格的双重性——温柔、善良而又坚强不屈，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
一、善良的品格是构成了她含冤受屈的主观因素。
窦娥三岁丧母，家中一贫如洗，随功名未遂的父亲窦天章流落到楚州，因借蔡婆婆二十两银子的高利贷无法按期归还，于是把七岁的女儿卖于蔡婆婆做童养媳，到了十七岁时与丈夫完婚，可当年夫君因病去世，年纪轻轻就守了寡[1]。窦娥的悲剧命运从此开始，家庭迫使她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在此剧第一折出场时，她已是守孝三年的媳妇了，现实生活的深重苦难使她不由得自叹道：“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虽感叹命运的捉弄，但也安分守已。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也没有逾越封建文化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在家尽心尽力侍奉婆婆，很好的维护了封建女子应有的“孝女”、“节妇”形象。如第一折中，婆婆出门讨债许久没有回来，窦娥为婆婆担心。后来，窦娥在被冤入狱时，庸官酷吏使她在堂上“挨千般拷打、万种凌逼，一杖，一道血，一层皮”，被打得昏死三次后仍不屈服，只是听说要拷打婆婆的时候才不得不屈招投毒一事系自己所为与婆婆无关，她宁愿让自己蒙受不白之冤，也不希望婆婆受皮肉之苦[2]，窦娥言行符合当时做媳妇的标准。又如，第三折中临赴刑场时，她怕婆婆看见自己这副样子后伤心，特意请求刽子手不走前街而绕道走后街。从这几点，充分体现出窦娥的善良、孝顺，这也是悲剧的重要原因。作者也是借着强调主人公窦娥的善良、温柔、毫无过错等优秀品质来衬托出她的无辜，在这个黑暗的社会中，连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弱小都无法容纳，引发了读者的思考，突出了窦娥的悲剧色彩。追根溯源，造成窦娥悲剧的最根本源在于社会政治的黑暗，贪官桃杌、恶霸张驴儿，万恶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浸蚀，无形中成了窦娥悲剧命运的帮凶。
二、罪恶的“贞孝”观是构成窦娥悲剧的主要原因
在当时的封建礼教下，妇女毫无地位可言。她们尊崇的无非是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窦娥出身书香门第，从小便接受了封建思想的教育，深知“守节”“尽孝”是一个女子必备的道德，她也从不违背这个道理，一切在父亲窦天章的安排，安分守已，做一个好妻子，好媳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窦娥没有追求自由的权力，一切听从命运安排，不反抗。只是逆来顺受，表现出了封建伦理道德对窦娥的束缚，使窦娥已经失去了追求自由或是反抗的想法，失去了人性的认识。夫死为之守节，尽心尽力侍候婆婆成为一个出嫁妇女理所应当该做的，在窦娥心中，“贞孝”观是她的精神信仰，比什么都重要，甚至可以为之丢掉性命。如果不能“贞”“孝”两全就会万念俱灰，这也体现了窦娥的愚昧、麻木。因为坚守贞节而拒绝张驴儿的要求，因为对蔡婆婆的“孝”被屈打成招，这都是封建文化熏陶下的悲剧命运。又如，当婆婆为张驴儿说亲时，窦娥坚决反驳并劝说婆婆“贞心儿自守”。同时，自己严守妇道，对欲行非礼的张驴儿反抗到底，甚至死后还念道“好马不鞴双鞍”。即可以看出在窦娥心中的重要地位，碍于婆婆的面子没有加以忤逆，只好暂时作罢忍让。当婆婆生病时，窦娥还是不计前嫌全心全意地待奉她，还为她做羊肚儿汤，这体现了窦娥的“孝”[3]。如，第四折中，窦娥死后化为冤鬼道：“爹爹，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窦娥是封建礼教的忠实追随者行事作风都遵从伦理道德的标准，“贞节观”“孝道观”在窦娥思想生了根，发了芽，甚至长成了参天大树，如有违背则是大逆不道。“不节”、“不孝”在当时的社会视为大罪，会被万恶唾弃，就是这样的教化，使她成了“贞孝”观下的冤魂，是这个封建社会的必然。
三、封建信仰对窦娥精神的禁锢
造成窦娥悲剧的另一个原因：封建信仰对窦娥精神的禁锢，身体的苦痛可以治痊，精神枷锁打不开，就让一个人永远被禁锢，窦娥从小便饱受痛苦，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使她苦不堪言。剧中一出场，她自叹道：“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窦娥知道自己的苦，却没有从自身找原因，从整个社会大背景找原因，只是感叹命运的捉弄，既是命运的安排则是不可违的。所以，面对现实生活的重重困难，窦娥没有想要反抗。只是逆来顺受，安分守己，信奉天命，相信只要今生苦难修来世必好报，就这样一步步的忍让屈服，无形的精神枷锁困住了她，使她安于现状，听天由命。人一无法摆脱现实的苦难就会寻求来世，期望神的避祐，表明封建信仰对人的精神寄托也是思想禁锢。如，第一折中“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由此可见，窦娥相信前世今身，因果轮回，就算是临死也还嘱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倒不了的浆水饭，倒半碗儿与我吃；
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第三折），体现了窦娥对封建迷信的信仰和对天命的遵从，这是社会强加给窦娥的悲苦的命运，使她不得不寄希望于虚幻迷宫的世界，也使她逐步失去“自我”意识，沦为封建迷信信仰造就下的附属品。
四、庸官酷吏，流氓恶霸成为窦娥悲剧的帮凶
窦娥虽是从小失去母爱、父爱悲苦万分，好在有蔡婆婆的慈爱、关心，日子也算是安稳、幸福。但张驴儿等人的闯入打破了窦娥原有的安宁生活，贪官污吏草菅人命让窦娥走入绝境。当窦娥受到张驴儿陷害时，张驴儿扬言要将窦娥告官，除非让窦娥随顺他，叫他三声亲亲的丈夫，他便饶了她！（第三折）反映了张驴儿的地痞流氓行径。当张驴儿看到卢医想谋蔡婆婆性命，便心生歹意“爹，你听的他说么？他家还有个媳妇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的媳妇儿，何等两便？”又暴露出了你趁火打劫的本质。张驴儿威逼利诱下窦娥不从，于是想到栽赃嫁祸，以“官休”相威胁。窦娥哪能屈服，相信官府“明如镜，清似水”定能还她公道，让凶手现原形，可谁曾想。楚州太守桃杌是一个不顾枉法的主。以：“但来告壮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做官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的信条，听信张驴儿的谗言诬告，将窦娥屈打成招，反映了元代黑暗社会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身为父母官，不为民为事还涂害百姓与强势恶霸相勾结。“告状来的要金银”的信条，以是让百姓有口难言，社会恶势力仗着自己的特权地位，嚣张拔扈、草菅人命、为所欲为，更是让百姓怨生载道，苦不堪言。他们的勾结无疑是将百姓至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元代这种欺压弱势群体的行径已是普遍现象，窦娥的反抗只是无辜受冤、不堪重负的妇女的代表，窦娥的惨死只是在官府与恶势力的勾结下的无数冤魂之一。
封建官吏的贪赃枉法，流氓恶霸的横行和封建迷信对人的思想的禁锢，三者互相交错，融为一体。就像可怕的阴影笼罩在窦娥生活的社会，不断吞噬像窦娥一样善良、柔弱的人们。《窦娥冤》深刻刻画了窦娥为代表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妇女的满腔怨愤，强烈地表现了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窦娥的悲剧是儒家道德观与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的矛盾的必然结果。所以窦娥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悲剧。窦娥的悲剧主人公形象是元代被压迫，被剥削的妇女的代表，是元代社会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的妇女典型。
注释：
[1][2]罗宗强、陈洪主编《古代文学史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170页）
[3]王甜《浅谈窦娥的悲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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