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15篇

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15篇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明朝张居正明朝张居正第一节厚望所寄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少年时代“颖敏绝伦”，被誉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15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明朝张居正明朝张居正第一节厚望所寄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少年时代“颖敏绝伦”，被誉为“神童”。十三岁时，他写过一首《题竹》诗：“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径节，只上尽头竿。”①反映了他的抱负不同凡响。大人物的不同凡响，往往托之以梦。据说张居正诞生的前夕，他的大父东湖公（祖父张镇）梦见“大水骤至，流溢庭下。大父大惊，问奴属所以来。奴属口对状，言水自张少保纯地中流出者。是夜会怀葛公（曾祖父张诚）亦梦有月坠水瓮中，流光发色，化为白龟浮水上”②。结果，张诚为他的曾孙起了个谐音的名字，叫白圭。嘉靖十五年（1536），张居正参加荆州府的考试。“时大司徒李士翱为郡太守。先一夕梦上帝剖符封识玉玺，令授一童子。明日进所取士庭下，太师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师升阶，目摄童子何如人，果梦中所见者，乃大喜。更太师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当为帝者师，余得闻命天皇上帝矣。”①结果，神童易名居正。不但如此，李士翱还竭力向省里来的督学称赞张居正，使他名扬全省。张居正“颀面秀眉目，髯长至腹”②。这是他成年时的形象，使人过目难忘。“上（神宗）在东宫尝昼寝，梦一美髯大臣在侧，若将有所陈见。上寤，异之。以问内侍，内侍对曰：‘殿下他日当有太平宰相如其人。’及见太师平台，长身玉立，髭髯修美。上记忆梦中事，语内侍曰：‘此即梦中所见者乎？’”③这些不寻常的梦兆，即使全是编造出来的，至少也显示了这个人物的重要性。嘉靖十六年（1537），张居正至省城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璘认为大器当晚成，建议考官不予录取，以便“老其才”。因而，直到嘉靖十九年（1540），张居正才中举人。顾璘对他当日的主张有些后悔，对张居正说：“张生幸过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仆诚不当以中人薄视吾子，退吾子三年作相。”④

　　①《张太岳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②《张太岳文集》卷四七《太师张文忠公行实》。①《太师张文忠公行实》。②《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③《太师张文忠公行实》。④《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第二节从翰林到内阁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中进士。从第一次参加乡试，到会试中第，他历经十年。而当选庶吉士，读书中秘，使他再一次得到“老其才”的机会。他所重视的不是儒学经典和文字雕琢，而是史百家者言、国家典故和时务之切要者，遇人多所咨询①，这与“选也以诗文，用也以诗文”②的翰林院传统不相合拍，很能反映张居正的旨趣。嘉靖二十八年（1549）解馆，张居正授翰林院编修。在这一年，他上了一道很重要的奏疏，阐明对时政的看法：“臣窃推今之事势，血气壅阏之病一而臃肿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后虽疗之，恐不易为力矣。”③血气壅阏之病是指世宗自壬寅宫变之后，久不见群臣百僚。臃肿痿痹五种病是：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这篇《论时政疏》有两千言，是张居正两年来读书中秘、观察时政的成果。第二年发生的“庚戌之变”，证明“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已到了何等危险的程度。、当然，一个小小的翰林编修的奏疏，不会引起皇帝的重视。但应当说，初入仕途，张居正所处的环境是不错的。第一个赏识他的官僚李士翱已升至七卿，他虽然只任职八个月就被免，却先后任工、刑、户三部尚书。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的大臣徐阶对他也格外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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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他却在嘉靖三十三年上疏请归。据他的儿子张敬修说，是因为他“体故孱弱，又倦游”的缘故。④张居正回到江陵老家，筑三五椽小室，养一两只癯鹤，过起隐居生活，不但拒见宾客，而且谢摒亲故。他“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偃息其中。时复周行阡陌间，与田父佣叟测土壤燥湿，较穜稑先后，占云望寝，以知岁时之丰凶”。他看到农夫们“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垅，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阙躬馌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①。这一段生活，使张居正对农民的生活艰辛有了深切的体会，对他以后推行改革政策有很大影响。张居正说，他“先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②，因父亲的反对，才不得不复出。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居正复出。当时，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的矛盾十分突出。因畏惧严嵩的权势，与徐阶相善者唯恐避匿不及，而张居正却能在两位权贵之间处之自如。不久，张居正升右春坊右中允，领国子司业事，后又经推荐以副总裁主持修《承天大志》，他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即脱稿。这件事给世宗以深刻的印象，故命他以右谕德侍裕王朱载垕讲读。不久，又迁侍讲学士，掌翰林院事。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江陵柄政》。②高拱：《作养相才》，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二。③《张太岳文集》卷十五《论时政疏》。④《太师张文忠公行实》。①《张太岳文集》卷九《学农园纪》。②《张太岳文集》卷十七《先考观澜公行略》。

　　张居正同裕王以及裕邸中官的关系相当好，这是进入权力中心的重要一步。穆宗即位以后，张居正的职衔一年有四变：先是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接着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着入内阁；隆庆元年（1567）四月，再升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隆庆二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如果从品秩来讲，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少保是从一品，这样的升迁速度是惊人的。第三节从普通阁臣到操纵内阁第三节从普通阁臣到操纵内阁隆庆元年二月以前，内阁有四名成员：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到二月，又加入陈以勤、张居正。张居正虽排在第六，但他的威望却重于其他阁臣。这不仅因为他“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更在于他“出一语辄中肯”。隆庆二年（1568）八月，张居正上著名的《陈六事疏》，集中反映了他治国思想的基本纲领。疏中陈述的第一事是“省议论”。他提出考察人和事的原则：“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他执政以后所以能广用人材，推行变法，很得益于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第二事是“振纪纲”。张居正认为，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倒挂。顺情与徇情、振作与操切不同。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欲之”，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徇情者，“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操切者，“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因此，“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提到的第三事是“重诏令”。他主张下于各部院大小事务，数日之内必须题覆；需要由抚按议处者，酌事情缓急，路途远近，严令限期奏报。吏部据此考察官吏勤惰。第四事是“核名实”。他认为世不患无才而患无用之之道。所谓用之之道，就是要“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具体来说，“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严考课，审名实，和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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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的严令期限，以考勤惰，就是张居正后来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内容。第五事是“固邦本”。关于理财，他讲到两个问题：一是指出财用日匮的根源，包括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等等。另一是要“慎选良吏，牧养小民”。他把守令分为三等：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与上考；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止与中考，这是核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贪污显著，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第六事是“饬武备”。他认为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三者皆不足患，而患在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苟且偷安。只要“修举实证，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么，“不出五年，虏可图矣”①。这篇奏疏同嘉靖二十八年上的《论时政疏》的情况相比，张居正的治国思想更进了一步，不仅提出的问题更具体深入，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更切中要害了。他进入内阁以后，权力和地位发生了变化，特别强调“尊主权，一号令”。这份奏疏上于八月。在前一个月，首辅徐阶致仕。对于徐阶，张居正一直很敬重，至于其他阁臣，他都没有放在眼里。次辅李春芳是张居正同科的状元，比张居正早两年入阁。徐阶被论致仕，李春芳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张居正马上回答：“如此，庶保令名。”②可见他的狂傲。在徐阶去职后不久，呈上《陈六事疏》，虽是一种巧合，但是也可把它当作竞争首辅的纲领。

　　①《张太岳文集》卷三六《陈六事疏》。②《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传》。

　　郭朴、高拱因为与徐阶的矛盾，一个罢免，一个致仕。隆庆三年（1569）八月，赵贞吉入阁。赵贞吉也曾是少年名士，有前辈官僚称赞他的考卷：“虽《治安策》弗能过矣。”①张居正也被称为“贾生不及”，两个“贾谊”凑在一起，内阁失去了以往的平静。赵贞吉以晚辈视张居正，议论朝政，动辄曰：“非尔少年所解。”②这些，当然是张居正不能忍受的。为了对付赵贞吉，张居正通过原裕邸中官、后任司礼太监的李芳，于十二月召还高拱，并使他兼掌吏部事。赵贞吉通过李春芳的支持，也兼掌都察院事。两人形成公开的对抗。高拱以次辅兼掌吏部，力量要更大些。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赵贞吉不得不辞官而去。次年，李春芳致仕，高拱转为首辅，张居正跃居次辅。在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和高拱合作得不错，如对于俺答封贡事，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幸的是，高拱同样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张居正，张居正也不甘久居人下，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冲突首先是从与徐阶的关系而引起的。高拱因宿怨，令亲信言官追论徐阶的过失，并连及他的几个儿子。张居正受徐阶所托，欲加以庇护。听从张居正的劝说，高拱心有所动，却又听到传言，说张居正接受徐阶之子三万两银子的馈赠。高拱当面加以讥讽。张居正向以“一切付之于大公”③自诩，乃指天为誓，坚不承认。高拱虽然承认误听闲言、未加详审，但两人交恶已无可挽回。为了对付高拱，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结成了联盟。穆宗病逝，司礼监太监冯保依其便利办了两件事情。一是密嘱张居正起草遗诏，在遗诏中加进“司礼监与阁臣同受顾命”的内容。二是串通穆宗后妃，罢斥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得其位。这样，局面完全变了。隆庆六年（1572）六月，高拱被罢官。不久，另一个阁臣高仪病卒，内阁只剩下张居正一个顾命大臣。从此，张居正到万历十年（1582）去世，一直牢牢地占据了首辅的地位，内阁之中无人与之匹敌。其间，虽有几个大臣入阁：吕调阳，隆庆六年六月入；张四维，万历三年（1575）八月入；马自强、申时行，万历六年（1578）三月入，但他们同张居正的关系，有如属员一般。如张四维入阁，皇帝手批：“随元辅入阁办事。”①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只有十岁，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生母李氏。李太后由宫女出身，封至贵妃。按照旧制，新天子立，尊前朝皇后为皇太后，生母称太后要加徽号。张居正和冯保商议，尊穆宗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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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皇太后，取消了称号上的差别。这赢得李氏的好感和信任，她把辅佐、教导神宗的重任一并委与张居正。②冯保集司礼掌印、提督东厂于一身，由于得到李太后的信任，对神宗具有威慑力量，权势不在前朝王振、刘瑾辈之下，却没有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张居正说他“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咨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③又说：“宫府之事，无大无小，咸虚己而属之于仆，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①应当说，在张居正执政期间，中官确不预外政，权贵太监如此受内阁掣肘，在明中叶以后实为特例。

　　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下《赵贞吉》。②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下《张居正》。③《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②《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③《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①《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

　　第四节选用人材——考成法第四节选用人材——考成法——人得其位，官得其人，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最关心的问题。他说得很恳切：“故自仆受事以来，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②他又颇为自得地宣称，“平生无他长，惟不以毁誉为用舍。其所拔识，或出于杯酒谈笑，或望其丰神意态，或平生未识一面，徒觉其行事而得之。皆虚心独鉴，匪得人言”。甚至有这种情况：“已跻通显，而其人终身不知者。”③张居正主张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关于官员的出身，神宗和张居正就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贪贿事有过一番对话。神宗问：“昨览疏，此人乃进士出身，何如籍如此？”张居正回答：“正恃进士出身，故敢放肆。若举人岁贡，必有所畏忌。以后用人，当视其功能，不必问其资格。”④他建议恢复三途并用，且加以实施。山东莱芜知县赵蛟、费县知县杨某，都是吏员出身，“干局开敏，能肩繁钜”。非经科举的官员，是士人看不起的。但杨某“终其任，无一青衿敢哗者”。还有司狱黄清，张居正用为淮安府同知，以筑高宝诸河内堤，“甫岁余，成功者已半”，加两淮运司同知，以竣其役，“又匝岁功且报完”①。张居正出身甲科，起家翰林，能恰当地评价和任用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是他优于其他执政者的地方。张居正注重官吏的实际才干，能不计虚名，量才为用。如张学颜，任山西参议时，为总督江东所劾，后事得白。高拱曾称赞他“卓荦倜傥，人未之识也，置诸盘错，利器当见”。张居正以其“精心计，深倚任之”，万历六年（1578）用为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会计，实施清丈，颇有成绩。②如潘季驯，嘉靖末年和隆庆年间，两次总理河道，礼科右给事中雒遵勘查工程，说他“驱舟以就新溜，坐视陷没，腾率报功”③，因而被罢官。万历初年以来，黄河、淮河不断泛滥，淮、扬间多有水患。张居正深以为忧，终于在万历六年再次起用潘季驯总理河道。潘季驯制定“塞决以导河”“固堤以杜决”的方针④，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两河，工作，筑堤岸一百七十余里，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又筑遥堤五万六千余丈。此后数年，河道无大患。又如殷正茂和凌云翼。殷正茂性贪，岁受下属贿金以万计，高拱曾对他有一番评价：“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⑤凌云翼喜事好杀戮，为当时所讥议。张居正看中他们的干济之才和事可立办的效率，把两广军事先后委托给两人。张学颜、殷正茂等受到高拱的赏识和重用，但并没有影响张居正的选择。他认为，或议论“某为新郑之党，不宜留之”，或议论“某为新郑所进，不宜用之”，实在是没有意义的①。“一切付之于大公”，这也可以算作一个证明。

　　②《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③《张太岳文集》卷三二《与藩旧贺澹庵言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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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癸酉。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异途任用》。②《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③《明穆宗实录》卷六四，隆庆五年十二月辛亥。④《明史》卷八三《河渠一》。⑤《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

　　史说张居正“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他任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他们在边防上多有建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不应当是孤立的原则，还应当有制度上的保证。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提出和推行考成法，就是制度上的保证。考成法规定了办事的时效，建立了监督的网络。规定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并建立了层层监督网络，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量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②把办事拖拉的官僚系统纳入讲求时效的轨道谈何容易，张居正抓住这一点，加以整顿，说明他对官僚政治的弊端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他执政期间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数年之后，科道官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③这当不是虚妄之言。再者，抚按负责一省之事而汇总于六部，六部据簿以检查各地职守，六科据簿以检查六部，内阁据簿以检查六科，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内阁控制部院，自明中叶以后不断加强，但明确提出内阁通过六科控制、监督部院，这还是第一次。作为考成法的辅助手段，万历二年（1574）十二月，张居正命造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将两京及内外文武职官府部以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均列于上，名为浮帖，以便更换。每十日，二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由中书官写换一遍。其屏设于文华殿后神宗讲读进学之所，以便朝夕省览。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次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①这项措施有两层意义。一是使用人权宜最终集中于皇帝，二是让皇帝有所凭依，正确地行使用人权宜。行考成法，会造成另一些弊病。张居正自己也有所觉察。他说：“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惯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并追。”②但总的说来，由于推行考成法，使“政体为肃”，是史家所承认的。

　　①《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②《张太岳文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③《明神宗实录》卷十一，万历六年正月乙巳。①《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万历二年十二月壬子。②《张太岳文集》卷四○《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第五节边事安排张居正一直关注北边形势，按他的说法：“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③他虽然说过，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都不足患，但对此三者，却无不予以注意，无不下力解决。先说足边足食。张居正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要减兵，而是要足边。他说：“天生五财，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孔子称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时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务为足兵，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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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去兵，则唐之季世是矣。”但足兵不应当是盲目的，“足食乃足兵之本”①。张居正在给顺天巡抚的一封信中反对盲目增兵：“贵镇清查虚饷万有余人，数十年宿蠹一朝剔去。司国计者，方且啧啧称羡，乃闻近日又欲募卒补伍，是以弊易弊也。且南兵工食在常额之外，方患无以给之，赖此补数，似不必更招浮淫以滋冗滥也。”②足食当然不能只靠清查虚饷，关键还在于恢复屯政。兴屯政则食足，食足则兵足，这是张居正解决足边足食的策略思想。“如欲足边，则舍屯种莫繇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切勿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足矣”。他还认为，这些话“在往时诚不暇，今则其时矣”③。再说选择边臣。万历五年（1577），调顺天巡抚王一鹗至宣府，以原应天巡抚陈道基抚顺天。张居正认为：“宣蓟唇齿之势，异时两镇视如秦越。虏祸中于蓟则宣人安枕，虽得虏情不以实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为蓟也，乃陈公又仆素所援用者，其人达于事理，不吐不茹，萧规曹随，必获同心之济，故用陈公，则公虽去，犹未去也。”④一人之调之用，都要躬亲，都要三思，可见其对边务的关注。在西边，先后以“勋著边陲”的王崇古、“才略明谋”的方逢时以及出于高拱门下的吴兑为总督。王崇古首先提出封贡，得到高拱、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起的作用或许更大。“昨年虏孙之降，举朝骇惧，以为不可纳。仆曰：纳之而索吾叛人，可尽得也。”①如果高拱主议，在他罢官后，张居正应不会大加渲染。方逢时当时任大同巡抚，吴兑任宣府巡抚，以两人总制一方，是因为他们都曾参与了封贡事，且能坚持封贡的方针。一段时间里，宣、大一线得以安宁。万历七年（1579），俺答西攻瓦剌，被击败。②此行的作用是进一步沟通乌斯藏与内地的联系。乌斯藏僧锁南坚错称活佛，在俺答劝说下，致书张居正，表达了通贡的愿望。俺答也接受活佛作善戒杀的教导，准备东还。张居正发现，俺答与西僧“向风慕义，交臂请贡”，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自此虏款必当益坚，边患可以永息”③。在他主持下，许西僧通贡之请。自此，西方只知奉此僧，而内地也开始知道有活佛。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③《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①《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②《张太岳文集》卷二三《与蓟镇杨巡抚》。③《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④《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①《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两广殷石汀论平古田事》。②《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

　　在蓟、辽一线，有两员著名的大将，一是张居正极为器重、着力庇护的名将戚继光，另一是镇辽二十二年的总兵官李成梁。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因军功由参将升至总兵。万历七年（1579），朝廷议加李成梁爵位，张居正说：“李成梁屡立战功，忠勇大节为一时诸将之冠。加以显秩，良不为过。况系流爵，非世袭者，因以鼓将士敌忾之气，作人臣任事之患，亦振兴边事之一机也。”①李成梁被封宁远伯。他感激张居正，派人送以馈金，张居正拒绝接受，说：“尔主以百战得以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②张居正不但善于选择边方人材，而且亲自制定大的方略，许西番通贡即是一例。再如，东部鞑靼土蛮因垂涎王号，屡次进犯，以要挟求封。“辽东将士久苦征战，一闻虏言，遂有和戎之望。”③张居正坚决不准东部鞑靼款贡。他认为，“东虏”与“西番”不同，“非有平生恳款之素”“非有执叛谢过，之诚”，而“侵盗我内地，虔刘我人民”，如同意其要求，岂非“畏于彼而曲徇之？”再说，“西虏以求之恳而后得之，故每自挟以为重，今若轻许于东，则彼亦将忽而狎视之，他日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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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有请乞，以厚要于我。召衅渝盟必自此始。是威亵于东而惠竭于西也”。由此看来，“宜故难之以深钓其欲，而益坚西虏之心”。若“东虏不得西虏之助，则嫌隙愈构，而其势益孤。而吾以全力剔之，纵彼侵盗，必不能为大患”。这样树德于西，耀武于东，“计无便于此者”④。这篇深谋远虑的文字中包含着两个要点：其一，不受要挟，不作城下之盟；其二，对边方少数民族分而治之。万历五年（1577），土蛮入犯锦州，督抚果然遵从张居正的意见，提出只可羁虏不可媚虏，不与东部鞑靼通贡。张居正在一首视辽东捷报的诗中写了这样两句：“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⑤他名义上是在称颂皇帝，暗中恐怕很有几分自得。北边形势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确应归功于他的筹划。

　　③《张太岳文集》卷四三《番夷求贡疏》。①《明神宗实录》卷八七，万历七年五月丙辰。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③《明神宗实录》卷六三，万历五年六月丁卯。④《张太岳文集》卷二九《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⑤《张太岳文集》卷一《辽左奏捷》。

　　第六节捐上而益下张居正执政遇到的内部问题主要是入不敷出，财政拮据。隆庆元年（1567）户部题报：“查得本部额派每年应入太仓钱粮各处民运夏税秋粮马草地亩花绒等项折银共一百一十六万余两，各运司盐银共一百三万余两，每年应发各边主客年例该银二百三十六万余两，在京各衙门各营卫所官员折俸料草布花商价等项该银一百三十五万余两，即使常赋尽数完解，尚欠银一百五十二万余两..通算本年入数比出数当少银三百四十五万，无从措处，必须广集众思以求其济。”①张居正解决难题的方针，就是捐上益下。所谓捐上益下，即倡导宫中力行节俭，度支慎加算计，则可不加征而扭转国用不足的局面。由于所处的地位，张居正能够比以前的执政者更坚决地提出和实施捐上而益下的方针。如太监请买金两珠石，张居正说：“今户部钱粮十分缺乏，各边求讨月无虚日，实难支持。乞暂停此举，少苏民力。”此事遂罢②。神宗要铸钱供赏用，张居正说：“臣等看得先朝铸造制钱，原以通弊便民，用存一代之制。..今若以赏用缺钱，径行铸造进用，则是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府，大失旧制矣。”③神宗要修慈庆、慈宁两宫以取悦太后，被张居正挡了驾：“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原，工作为大。慈庆、慈宁两宫俱以万历二年兴工，本年告完，落成之日，臣等恭诣阅视，巍崇彩绚，无异天宫。今未逾三年，壮丽如故，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是岂规制未备乎？抑亦敝坏所当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①神宗要征用光禄寺金，也被张居正劝阻：“窃惟财赋有限，费用无穷，积贮空虚，民膏罄竭。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埸意外之变，可为寒心。此后望我皇上凡百费用痛加樽节，若再有取用，臣等亦决不敢奉诏矣。”②万历四年（1576）十二月，十四岁的皇帝与张居正在文华殿有一段颇为感人的对话：神宗举御袍示辅臣，问：“此袍何色？”张居正以青对。神宗说：“紫也。服久而渝耳。”张居正说：“此色既易渝，愿少制。世宗皇帝服不尚华靡，第取其宜久者而用之。每御一袍，非敝甚不更，故其享国久长，未必不由于此。窃闻先帝则不然，服一御则易矣。愿皇上惟以皇祖为法，能节一衣，则民间数十人受其衣者，若轻用一衣，则民即有数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神宗深以为然。③这一番对话恰如父辈谆谆教诲子侄。联系到后来神宗热衷于“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库”，张居正在位时的规劝和约束作用是很明显的。

　　①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六《国用考》。②《明神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十一月庚戌。③《张太岳文集》卷四三《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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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明神宗实录》卷六二，万历五年五月戊申。②《明神宗实录》卷八五，万历七年三月丙午。③《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万历四年十二月庚申。

　　在规劝于上的同对，也考虑到下民的实惠。隆庆六年（1572）六月诏书，将嘉靖四十三年至隆庆元年拖欠钱粮，除金花银外，悉从蠲免。隆庆二年至四年拖欠钱粮减免十分之三。万历二年拖欠七分之中，也只征三分。鉴于“民犹以为苦”，万历四年七月，张居正提出：“查各项钱粮，除见年应征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带征者，除金花银遵诏书仍旧带征外，其余七分之中，通常年月久近，地方饶瘠，再行减免分数。如果贫瘠不能完者，悉与蠲除，以苏民困。至于漕运粮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仓米足支七、八年，而太仓银库所积尚少。合无比照先年事例，将万历五年漕粮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粮多及灾伤地方征纳。夫粮重折轻，既足以宽民力，而银库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矣。”①户部开出一份很长的当蠲免和当改折的单子，蠲免主要包括：隆庆二年至四年解京折色钱粮拖欠者五十四万九千六百余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金花银拖欠者六十五万九千九十五两，免嘉靖年间所欠；隆庆二年至四年边镇钱粮拖欠者五万二千多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盐课拖欠者十三万三千五百余两，除票税银外蠲免。改折主要包括：万历四年所征五年起运者，除额例改折外，其余部分改折十分之三，计折米一百一十四万六千六百余石，按粮数多少和水旱灾害轻重分配于各地，无论正兑改兑每石粳米折银八钱，粟米每石七钱。②这张单子可以给我们一个细民受惠的数量概念。

　　①《张太岳文集》卷四○《请择有司蠲通赋以安民生疏》。②《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万历四年七月丁酉。

　　第七节度田、第七节度田、条编条编即一条鞭法，到张居正执政时已在局部地区，主要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一带，推行了几十年，毁誉不一。张居正对一条鞭法持赞同态度。万历五年（1577）正月，户科都给事中光懋上疏称，行条鞭法使“商贾享逐末之利，农民享乐生之心。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不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今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于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户部的意见是：“今后江北赋役务照旧例，在江南者听抚按酌议。”①为什么江南尚可行之，江北大为不便，光懋的奏疏和户部的答复都没有作具体的分析。张居正当时对一条鞭法能否广为推行大概也没有把握，他在另一处说：“条鞭之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之：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尝为一切之政以固也。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而害于小民，是岂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也。”②虽作如此解说，张居正还是相信：第一，地域的差别不应当是推行一条鞭法的障碍。第二，白栋在其地推行一条鞭法不应视为过失。他所拟旨云：“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③随后，在给山东巡抚李世达的信中又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白令访其在官素有善政，故特旨留之。”④张居正真正下决心全面推行一条鞭法，是在全国度田之后。自明中叶以来，土地失额一直是严重的问题，局部地区的土地清丈时有举行，但没有形成全国的规模。万历五年，张居正建议料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挠法者，下诏切责之”①。在一段时间里，度田没有形成很大的声势，这或许和张居正丧父，因而引起朝廷上的大辩论有关。福建最早完成度田。万历八年（1580）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抚臣劳堪以闻，部覆谓宜刊定国书，并造入黄册，使奸豪者不得变乱”②。而在同时，山东还在为数量并不大的勋戚茔田打官司。“户部疏称：山东抚按何起鸣、陈功所奏，邹平县会昌侯孙忠茔田地九顷，胶州阳武侯薛禄户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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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种祖遗田地三十七顷。复查不系钦赐之数，优免又无明文，可据议各量除二顷以为祭祀之资，其余照依民地例纳。”③直到这一年的十一月，户部才奉旨制定各省直清丈田地的条款，定清丈之期，行丈量之法，严禁欺隐，“上依其议，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劳扰”④。

　　①《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②《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鞭》。③《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④《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②《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③《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④《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万历八年十一月乙亥。

　　不到一年，清丈一事有了很大的进展。以地区而言，山东丈出民地三十六万多顷，屯地二千二百多顷；顺天八府支出土地共二千八百多顷。以类别而言，屯田御史沈阳查出勋戚冒滥庄田二万二千多顷。有一事例很可说明清丈的彻底：蒲州守御千户所屯地在临晋等县，山西抚按借口非本省所辖，不行丈量，直隶抚按不知所在地方，概称额数免丈。万历九年九月，户部奏称：“屯地犬牙相制，各省直坐落本境者少，跨在别境者多，减于原额者少，加于原额者多。宜敕抚按官互勘交查，有过额数多者照军民各地当差，姑免入官，庶正额咸复，永无隐射之弊。”①正因为朝野普遍重视清丈，万历年间土地额数才有很大的增长。丈田全面实施，张居正认为时机已到，于万历九年（1581）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当然，这里所说的在全国推行，只是就朝廷的命令而言。有些边远地区要在几年之后，甚至十数年之后，才完成这个转变。但是，在这一新赋役法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张居正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①《明神宗实录》卷一一六，万历九年九月丁卯。

　　第八节从“夺情”第八节从“夺情”到抄家万历五年（1577）九月，张居正父亲去世，死讯传报京师，使张居正处境异常尴尬。按照制度，父母去世，官僚当回家守制。而在其时，已形成朝廷不可无张居正的局面。另一方面，张居正对得到的权势也不无留恋。户部侍郎李幼孜等倡“夺情”之说，议留张居正于朝，②内阁吕调阳、张四维疏引前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乞请挽留张居正。神宗随即下旨，要他“为朕劝勉，毋事过恸”，一过七七，照旧入阁办事。张居正三疏乞终制不许，即吉服视事。这事在朝中引起了轰动，不少官员因弹劾他“忘亲贪位”“厚颜就列”而、被治罪。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锡爵赶去见张居正，为众官求情。张居正“勃然下拜，索刀作刎颈状，曰：‘上强留我，而诸子力逐我，且杀我耶！”③一些史书都以嘲讽的口气记述这一情节。其实，正是在这件事情上，反映出张居正个性极强。张居正的报复心理同样极强。如万历四年正月，御史刘台对他加以弹劾，措词严厉。张居正怒辩，伏地泣不肯起，直到刘台被除名为民方止。同样，对于反对“夺情”的官员，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种报复心理导致他作出以下决定：禁毁书院。因有人聚徒讲学，讥议朝政，甚至扬言张居正“专制朝政，必当入都，昌言逐之”①。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命毁天下书院，将“各省私建书院俱改为公廨衙门，粮田查归里甲，不许聚集游食，挠害地方”②。尽管他为自己辩解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③他所不满者，是讲学者对名卿硕辅每诋之，但这一极端粗暴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他个人的恩怨所决定的。三月，张居正提出回乡为父亲治丧，获准。神宗嘱咐他：“卿未行，朕已悬望，宜蚤襄葬事，星驰赴京。”又敕谕吕调阳等：“朕冲年践祚，凡事都赖元辅，卿等所知。今暂准给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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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应事务都宜照旧，若各衙门有乘机要行变乱的，卿等宜即奏知处治。大事还待元辅来行。”④甚至要“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六月，张居正在神宗催促下，上路还京，途中引起极大轰动。有人作了如下描述：“张江陵再起时，所过州邑，邮传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江陵犹以为无下箸处。至真定，太守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一闻，诸郡县转相效尤，吴中之善庖者，召募殆尽，皆得重赏以归。普又创步舆供奉，前为重轩，后为寝，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左右各令一童子侍，为挥箑注香，凡用卒三十二人舁之。”①张居正尚奢侈，“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②，在士大夫间造成很大影响。而像回京途中的享乐，实在太过分了。

　　②《明神宗实录》卷六七，万历五年九月乙卯。③《明神宗实录》卷六八，万历五年十月乙巳。①《明神宗实录》卷九五，万历八年正月己未。②《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③《张太岳文集》卷三○《答宪长周友少明讲学》。④《明神宗实录》卷七三，万历六年三月辛酉、丙寅。①郑仲夔：《玉麈新谭·偶记》卷四《步舆》。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士大夫华整》。

　　回到京师的第八天，张居正就上疏，请求惩治弹劾他的员外郎王用汲。王用汲被削籍为民。他又怨恨张四维处分太轻，“厉色待之者累月”③。由于权势越来越大，张居正对反对他的言论，已到了朝闻夕报的地步。虽然花费不小的精力来对付反对派官僚，张居正对朝政的处理仍是一丝不苟，对神宗的教诲仍是严格耐心，直到他病倒在床。万历十年（1582）三月，他不得不要求在私邸办公。在最后的八个月里，他得到了最高的荣誉，早在万历四年十月，张居正就因九年考绩，进上柱国、太傅，俸如伯爵。他一再辞谢，直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正式给太傅诰命。万历十年六月，因辽东大捷，进为太师，自李善长之后，文臣无生受三公者。六月二十日去世，终年五十八岁。谥号“文忠”。神宗曾对张居正说过“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④云云，但在内心对张居正的管制早已厌烦。谪冯保至南京闲住，是第一个信号。弹劾张居正的官员复职，是第二个信号。万历十二年（1584），以谋陷亲王、霸夺产业罪抄张居正家，抄出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六万两，在京房宅价值一万余两⑤。神宗命尽削张居正官秩，追回所赐玺书、诏命。他的长子张敬修在被追逼家产时不胜酷刑而自杀。他的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发戍烟瘴地。除了对张居正的管制不满，神宗还误信人言，贪恋张府财产。于慎行认为，张居正“平生显为名高，而阳为厚实”，他以宣世之功自豪，以传世之业期子，即有所入，亦为有限。于氏尝数次得罪张居正①，他的分析当较为公允。有不少官僚都承认张居正看重名节。至于丁比吕说在万历四年的科考中以“舜亦以命禹”为试题，“殆以禅受阿居正”②，更是无稽之谈。即使有阿居正之意，也绝与禅受无干。在几十年内，无人敢为张居正辩白。直到熹宗即位后天启年间，朝野才开始对他重新评价，为他恢复声誉。对于身后的毁誉荣辱，张居正不能说置之度外，但应当说，他确有所悟。湖广巡按要修建三诏亭，以志皇帝对首辅的眷恋。他不同意，说，“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又说，“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宁，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诸所谓三诏者乎”③。这种豁达的态度，在那个时代的官僚中着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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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用一句话来评价张居正一生的是非，那么，不妨引用他自己的话：“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他的确是“有瑕而为玉”者。④

　　③《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传》。④《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丙子。⑤《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八，万历十二年四月乙卯。①《明史》卷二一七《于慎行传》。②《明史》卷七○《选举二》。③《张太岳文集》卷三二《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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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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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简介明朝名臣政治家内阁首辅张居正生平

　　导语：张居正（1525

　　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汉族，幼时

　　叫张白圭。明朝湖广江陵（今属湖北省荆州市）人，又称张江陵，谥号“文忠”张居正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汉族，幼时叫张白圭。明朝湖广江陵（今属湖北省荆州市）人，又称张江陵，谥号“文忠”.张居正是明朝名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进行了“万历新政”。张居正5岁识字，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16岁中举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1567年（隆庆元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张居正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张居正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严厉整肃朝廷上下。此外，他把矛头对准了文官集团，除了推行一条鞭法，使得税收统一收钱不收物，节省了很多土地，更实行考成法，其具体实施方法类似于今天的考勤。1582年（万历十年）6月20日，卒，年五十八，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均被褫夺）。为万历所忌，死后不久即被抄家；至天启二年方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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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层次的弊病。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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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八月初大军抵达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军屡败因而惧不敢战又立即折回回师至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英宗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锤打死此即所谓土木之变

　　高考明朝历史知识点：明中期社会矛盾发展与张居正改革

　　宦官专权：明中期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导致宦官专权的局面。而宦官专权的结果，更加重了政治的腐败。

　　明太祖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专权之祸，曾严厉禁止宦官干政。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开始信任宦官，不仅给以出使、专征、监军之权，而且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亲信宦官掌管，由此开了宦官干政之端。

　　明代宦官专权，自英宗时王振始。英宗即位时九岁，还不懂事，对宦官王振言无不从，呼为“先生”而不称名。当时王振掌司礼监，依仗皇帝宠信，权在内阁之上，群臣争相阿附，政治日渐败坏，内外官吏莫不贪残，贿赂公行。凡朝觐官来见王振，必献百金为礼。王振先后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皆由内外官吏所奉献，其时政以贿成可以想见。

　　明英宗死后，儿子宪宗即位。宪宗信任宦官，在东厂之外另设西厂，命宦官汪直掌管，所领官校倍于东厂，掌东厂太监尚铭听其指挥，锦衣卫千户吴缓为其爪牙，权势远在东厂及锦衣卫之上。汪直利用职权，屡兴大狱，任意捕杀臣民，冤死者不计其数。

　　明宪宗死后，儿子孝宗即位。孝宗注意勤政，政治比较

　　清明。但孝宗死后，儿子武宗即位，年十五岁，信用宦官。得宠的宦官有刘瑾、马永成、邱聚、谷大用等八人，谓之八党，又号称八虎，而刘瑾最为跋扈。时刘瑾掌司礼监，邱聚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互为声援，势倾中外。刘瑾又矫诏设立内厂，由自己管领，比东、西厂更残酷。刘瑾先后专权五年，完全侵夺了内阁权力，朝廷大政不由内阁，而在刘瑾私寓办理。当时内外所进章奏有红、白二本，先送刘瑾者，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者，号白本。刘瑾又矫诏令吏、兵二部，凡遇进退文武官员，必先于刘瑾处详议。因而，吏、兵二部用人之权，也由刘瑾所操纵。刘瑾专权时期，整个明朝官僚集团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刘瑾的家财有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只此银子一项即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

　　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英宗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强盛起来，其首领脱欢统一了瓦剌和鞑靼两大部，拥立原来元朝皇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丞相。正统四年，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当时脱脱不花仅是名义上的可汗，实际上瓦剌和鞑靼两大部的统治权完全操在也先手里。也先不仅征服了北方蒙古诸部，又西攻哈密，控制西域要道，东破兀良哈三卫，侵扰辽东，威胁朝鲜，日渐跋扈，成为明朝北方严重的边患。

　　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率军大举南下，攻掠大同。边报

　　传至京师，王振不作充分准备，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之后，北出居庸关，向大同进发。大军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饥寒交迫，死者满路。八月初，大军抵达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军屡败，因而惧不敢战，又立即折回，回师至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英宗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锤打死，此即所谓“土木之变”。

　　土木堡的败讯传来，举朝大震，群臣聚哭，莫知所措。有人主张迁都南京，以避瓦剌的兵锋。兵部侍郎于谦怒斥南迁之论，主张固守京师。他急调军队赴京师守卫，又转运通州仓粮入京以备守城。于谦升为兵部尚书，他与大臣拥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钰为帝，以稳定人心，全力抗敌。果然，不久瓦剌也先挟持英宗直逼北京城下，以英宗在手要挟明朝。于谦调二十二万大军分布于京师九门之外，他亲自率兵在德胜门外，然后关闭各城门，以示背城决以死战。瓦剌军主力进攻德胜门，被打得大败，也先之弟战死。攻其他城门亦失败，也先只有挟英宗退走。英宗在也先手中已无多大用处，于景泰元年八月，被放回。这次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和英宗的放回，于谦有巨大的功劳。

　　英宗归来之后，朝廷出现了策划英宗复辟的阴谋活动。景泰八年正月，景泰帝病危，将军石亨、官僚徐有贞等勾结宦官曹吉祥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强加于谦以“谋逆罪”而诛杀。宦官掌大权，正直官吏多被杀害、贬逐，政治更

　　加腐败。世宗修道与严嵩当国明朝中期，世宗的年号是嘉靖，

　　他在位四十五年，虽不重用宦官，但崇奉道教所给政治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他信用方士，妄求长生，欲成神仙，登位不久，即于宫中，日事祷祀。先是召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拜为礼部尚书，宠信十五、六年。邵元节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也封为真人，授为礼部尚书，并加三孤衔，给予伯爵，恩遇二十年。自嘉靖十三年后，世宗即不视朝。嘉靖二十一年，乾清宫里发生宫婢之变，杨金英等宫女十余人，趁世宗熟睡之际，企图把他勒死，但未成功，均被处死。自此之后，世宗遂移居西苑，不入宫内，益求长生，日夜祷祀。

　　世宗专意修道，喜好青词。青词是道士写在青藤纸上的祷词，用来焚化祭天。凡进青词中意者，便能入阁，称为青词宰相。凡辅臣必须力赞修道，并且善写青词，才能得到信任，否则便失帝意而去。世宗又独断自是，拒谏护短，因而直言敢谏者无所容身，只有阿意顺旨者能专宠固位。所以世宗一朝，正直的大臣日少，奸佞之徒日多，以致内阁中倾轧，首辅之争激烈，终至造成奸相柄国。

　　严嵩在嘉靖年间为首辅最久，影响政治也最大。他做了很多坏事，害了不少好人，成为有名的奸相。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帝，用心供奉青词，并尽力至西苑，勤谨伺候。尤

　　善揣帝意，利用世宗护短的毛病，因事挑动帝怒，以倾陷他人。凡攻严嵩者，均被严嵩报复，不是得罪而去，便是被置死地。严嵩窃权谋私，卖官受贿，引用私人遍居要地，四方官员争进贿赂，先后专政十四年始败，弄得政治极端黑暗，边防松弛不堪。

　　庚戌之变：严嵩当权之际，边患严重。嘉靖二十九年六月，蒙古俺答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八月，俺答遂引兵东去，自古北口入犯，长驱至通州，直抵北京城下。时勤王兵四集，仇鸾也领兵来。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兵部尚书丁汝夔请问严嵩如何战守。严篙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土地兼并：明中期以来，土地兼并日趋剧烈，皇室、功臣、贵戚、官僚以及地主富户，无不大肆掠夺土地，造成土地占有日益集中的现象。皇室占地，称为皇庄。明成祖朱棣为燕王时，曾在北平宛平县建立王庄，即帝位后改称皇庄。仁宗洪熙时，立有仁

　　寿宫庄，又有清宁宫庄和未央宫庄。宪宗即位以后，没收太监曹吉祥在顺义县的土地，作为宫中庄田。后来皇庄越来越多。孝宗弘治时，京畿已有皇庄五处，共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武宗正德时，先是京畿皇庄有数十处，共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余顷，以后皇庄又增加到三百多处，占地当然更多。

　　至于诸王及勋戚所占有的庄田，又远超过皇庄之数。诸王及勋戚通过种种方式获得土地，其中一种是皇帝赐田。明初赐田之制，亲王不过千顷，勋戚大臣不过百顷。宣宗宣德以后，亲王及勋戚即逐渐通过“奏乞”和“投献”的方式，得到逾额的土地。所谓“奏乞”，即是向皇帝要土地，每指某处为“空地”、“荒地”，某处为“闲地”，“退滩地”，取得皇帝允许，便可占为己有，实则以这些名义，强占官民田地。所谓“投献”，本是指民人将己业自动献给贵族，或因不胜赋役负担，或者为求得庇护，而这样做。但是实际上，投献者多为豪强奸滑之徒，所献并非己业，而将官民田地随意捏作“空闲”交给贵族。明中叶以来，所谓“奏乞”、“投献”不绝于书，诸王及勋戚的庄田不断增广。同时，诸王及勋戚并不以“奏乞”、“投献”土地为满足，又对官民田地直接加以侵占，这类情形更是多见。诸王及勋戚的庄田散布在好多省份，占田总面积极大，如嘉靖年间统计，仅北京附近一带的各类庄田，即达二十万九百余顷。

　　皇室勋戚之外，一般官僚地主也在大量吞并土地。如嘉

　　靖时首辅严嵩有许多良田，遍布江西数郡，又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凡数十处。

　　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军屯制度也逐渐破坏了，屯田不是被占于卫所将校，便是被占于豪强地主。如宣宗宣德时，镇守宁夏的宁阳侯陈懋私役军士种田三千余顷。宪宗成化时，大同、宣府等处土地数十万顷，全为豪强所占。由于失掉屯田，兵士无以为生，便纷纷逃亡。据正统三年统计，逃军积数已达一百二十余万。至弘治、正德年间，天下军屯已是名存实亡了。

　　土地兼并发展的结果，明政府所掌握的土地数字大大减少。明初全国土地总数为八百五十余万顷，而到弘治十五年，则只有四百二十余万顷，减少了一半，这些土地均被官僚地主兼并隐占而去，因而土地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赋税繁重：明代中期，赋税日益加重。明初“永不起科”的田地，这时也全部征收赋税。明初赋税主要是征米麦，称为本色。其他折征之物，称为折色。从正统元年开始，明政府把江南的赋税一概折银征收，规定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四石折银一两，共四百余万石折成百余万两，称之为金花银。但到了成化二十三年，银米准折率大变，每粮一石征银一两，这样人民的负担无形中增加了三倍。嘉靖三十年，明政府又开始实行“加派”，在南直隶、浙江等地加派赋银一百二十万两。此后不久，又在江南地区加派役银四十万两，

　　称为“提编”。在赋税加重中，江浙官田的赋税尤重。自明朝初年，这

　　一地区的官田赋税即重，完全按照私人地租的数额征收税粮。特别是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又有许多要转输到北京交纳运输的消耗和费用均由人民承担。所以，这一地区除正额税粮外，尚有耗米之征，加耗米往往“以一征三”。如永乐时苏州官田粮总额二百七十余万石，而加耗之后达到八百余万石。在重额税粮的压榨下，农民不断破产失业。

　　明中期以来，流民已达数百万，散布至十余省。后来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军主要有如下几支。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叶宗留，浙江庆元人，早在正统七年，便结聚千余人，进入浙、闽、赣交界山区采银矿。这里是封禁山区，叶宗留等被官军追捕，后出没于浙江、福建、江西边境地区，劫杀豪富，势力日盛。邓茂七，福建沙县佃农，正统十三年，率众杀掉知县起义，自称“铲平王”，连下二十余县，并进围延平府，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但后来这两支起义军都为官军击败，叶宗留、邓茂七相继战死。

　　刘通、李原起义这次起义发生在川、陕、豫、鄂四省交界的荆襄山区。这里自明初以来属于禁山，人民被严禁流入。但四方破产的农民仍然冒禁不断流来垦荒开矿。到成化时，这里已汇集流民达一百五十万人以上。

　　成化元年，荆襄流民在刘通、石龙等领导下发动了起义，

　　聚众数万。官军前来镇压，刘通被擒杀。石龙率残部退入四川，后亦被杀，起义失败。

　　成化六年，荆襄流民又在刘通的部下李原等人的领导下，再度揭起义旗，众至百万。明政府调动大军二十五万，分兵八路围攻起义军。次年，李原等兵败被俘，解送北京处死。至此，荆襄流民起义完全被镇压下去了。

　　刘六、杨虎起义刘六、刘七，河北文安人。杨虎，河北交河人。他们最初是劫富济贫，被称为“响马盗”，后于正德五年十月，在霸州举行起义，有众数千人。文安县生员赵鐩也加入农民军中。次年，农民军扩大到数万人，分为两支活动。刘六、刘七、齐彦名等为一支，主要在山东、河北一带活动；杨虎、刘惠、赵鐩等为一支，主要在河南一带活动。杨虎一支先是在渡小黄河时，受到明军袭击，杨虎不幸翻船溺死，众推刘惠为首，赵鐩为副。刘六一支曾三次威胁京师，有五、六万人，正德七年，明政府大举镇压农民军，刘惠与赵鐩相继死去，河南农民军失败。刘六等势力孤单，遂走湖北，在黄州兵败，投水而死。刘七与齐彦名夺舟入江，顺流东下，直至南通州。后，齐彦名战死，刘七也中箭溺死。刘六、杨虎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至此失败。

　　明朝镇压了农民起义后，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张居正的改革，以求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的统治。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隆庆元年入内阁，隆庆六年为内阁首辅。为内阁首辅时，隆庆皇帝已死，新即位的万历皇帝年仅十岁。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自出任内阁首辅，先后执政十年，尽力辅佐小皇帝，以天下为己任，实行种种改革，比较重要的有下列几项：

　　整顿吏治：在整顿吏治方面，张居正提出有名的“考成法”，规定六部、都察院各衙门，凡属应办的公事，都要根据事情缓急，立定期限办理，设置文簿登记存照，依限办完注销。又另造文册二本，一本送六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一本送内阁查考。若地方抚、按行事迟延，则部院纠举；部院注销文册有弊，则六科纠举；六科奏报不实，则内阁纠举。明朝本有考核成宪，但年久因循，虚应故事，已成空文。张居正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考成法实施以后，法必遵行，言必有效，一时大小官员皆不敢玩忽职守，一切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往昔因循苟且之风为之一变，行政效率大为提高。

　　整饬边防：在整饬边防方面，张居正支持王崇古的建议，改善同蒙古的关系，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命名其城为归化城，并在大同等地设立茶马互市，与蒙古进行贸易。

　　又调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门，用李成梁镇守辽东。俺答受封以后，约束各部不来犯边，于是西北边塞安宁，二十

　　余年没有战争。戚继光在蓟门十六年，因受张居正倚重，得以展布才能，

　　经营规划，守备强国，边境无事。李成梁在辽东屡战却敌，多所立功，至封伯爵。

　　兴修水利：在兴修水利方面，张居正用治河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使河永不再入淮，大大减少了水灾，保障了农业生产，多年弃地得以变为良田。

　　清丈田地：清丈田地是整顿赋役的一项措施。明中叶以来，官僚贵族及豪强地主大量占有田地，又以种种手段，隐瞒田地与人口，逃避赋税和徭役。相反，小民不但不能逃避赋役，而且官僚地主所逃的赋役，官府还要洒派小民负担。因而，“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赋役不均是个严重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张居正提出在全国清丈田地，凡各府、州、县的勋戚庄田、民田、屯田、职田等等，一律重新丈量。此项工作由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进行，开始于万历六年，告竣于万历九年。田地清丈的结果，总计全国田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增加了三百多万顷。这个数字有浮夸之处，因为有些官吏改用小弓丈量田地，以求增加田额。但这个数字中确有增加的部分，即清查出了一部分豪强地主隐瞒的田地，有利于抑制地主逃税现象，改变赋税不均状况。

　　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整顿赋役的最重要的措施，主要

　　是解决“役”的征收问题。明初的赋役制度是赋和役分别征收。赋是以土地为对象

　　征收的，按田亩计算；役是以人为对象征收的，又分为按户和按丁征收两种。按户所征的役，叫作里甲，按丁所征的役，叫作均徭。在征收的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实物和劳役折银的只是小量的。这种赋役制度是和商品经济的不发展相联系的。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下，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政府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和劳役，不能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只有直接向人民征取。但是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土地兼并在猛烈地发展，一是商品经济在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赋役制度不能不改变，一条鞭法便应运而生。在嘉靖十年时就出现了一条鞭法，当时只在局部地区推行。到了万历九年，张居正把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大力推广。不久，一条鞭法就在全国普遍实行了。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一概征银，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这样就取消了力役，由政府雇人充役。第二，把一部分力役摊入田赋征收。把过去按户按丁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全部摊入田赋征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的大部分摊入田赋征收，小部分仍然按丁征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的

　　大部分仍然按丁征收，而小部分摊入田赋征收；有的地方则将户丁银按田赋和按丁平均分配。总之，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地摊入田赋。第三，归并和简化征收项目，统一编派。把过去对各州县征收的夏税、秋粮、里甲、均徭、杂役以及加派的贡纳等项统统折成银两，合并为一个总数，一部分按丁摊派，一部分按田赋摊派。第四，赋役的征收解运，由过去的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

　　一条鞭法主要有三点进步意义：第一，将力役部分地摊入田赋，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多数总是在地主一方，而户丁的多数总是在农民一方，现在把户丁银的一部分摊入田赋征收，自然就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第二，把力役改为折银，这就使农民摆脱了一部分封建国家的劳役束缚，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第三，赋役一概征银，这就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又反转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篇四：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张居正改革内容介绍

　　明朝在经历嘉靖和隆庆之后，明朝的状况已经江河日下，军事、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已经体现出积贫积弱的状态。在张居正当上宰相期间，大刀阔斧的进行新政改革，强有力的措施也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上，张居正施行一条鞭法，大致的内容就是，百姓在上交税收之时，废除以人力代替税收，统一摊丁入亩。这样一来，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当时，明朝的土地大都被权贵和富贾买卖去了，而且出租土地的租金很高，导致百姓们没有土地生产粮食。而张居正实行摊丁入亩，即就是按人头来收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和百姓的矛盾。

　　在军事上，张居正派遣戚继光和李成梁镇守边境。戚继光负责东南部的沿海安全，李成梁负责东北部的边境安全。有了戚家军和李家军，保障了明朝在国防上的安全。

　　除此此外，张居正对军队进行了裁剪，改善了明朝冗兵的现象。

　　在农业方面，张居正派遣水利专家，加大建设黄河以及淮河流域，在当时，黄河、淮河对泥沙的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张居正推行的改革是一次全面的改革，针对明朝经济、军事、文

　　

　　化等各个方面，奈何持续的时间很短，刚见初效，便被中断了。

　　后人对张居正评价如何张居正是明朝著名的宰相之一。张居正是湖北荆州人，生于嘉靖四年，卒于万历十年，共享年58岁。张居正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他辅佐明神宗实行的万历新政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在政治上，张居正身兼宰相一职，和冯保共同辅佐皇上。在他上任之后，便向皇上商议改革一事，并提出了一些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深得明神宗的认同。张居正在得到皇帝和太后的支持之后，便开始了对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改革。改革期间，张居正一方面要针对各个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p，另一方面又要应对保守派对改革的阻拦。张居正在改革期间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导致他积久成疾。在个人生活上，张居正生活奢靡，且晚年尤为如此。除此之外，后人在评价张居正的时候，也说到了他好色这一点。张居正在晚年时，官拜首辅宰相，朝廷内外都具有很大的名望，而且他和李太后、冯保等人很是交好，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有些恃宠而骄。而张居正在生活作风中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到处网罗美女，张居正有名分的妻妾高达7位，家中还有大量的宠姬。据说，戚继光还不惜用重金购买每年，献给张居正。张居

　　

　　正特别喜欢他的宠姬们，经常玩闹到很久，还吃了大量的补药。在他推行新政期间，虽然政事很忙，但是张居正依然对宠姬很是喜爱，回到家后沉迷于声色中。王世贞在《嘉靖一来内阁首辅传》里说到，张居正的死亡是和服了大量的春药有关。加上晚年时期身体虚弱，吃了大量的药性很猛的壮阳药，导致暴病而亡。而且，张居正很喜欢美食，晚年时期吃了很多山珍海味，过着享奢的生活。

　　

　　

　　

篇五：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虽然舜和二妃的传说给探求湘君和湘夫人的本事带来了不少难以自圆的穿凿附会但是如果把这一传说在屈原创作九歌时已广为流传传说与创作的地域完全吻合湘夫人中又有帝子的字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尧之二女等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传说的某些因子如舜与二妃飘泊山川会合无由等为作品所借鉴和吸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论明代张居正的政治思想

　　摘要：张居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以推行一条鞭法而名垂青史。明代万历年间，他前后当国十年，政绩卓著，通过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张居正也以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救时宰相”。探究他的政治思想是正确理解这场改革成败的关键，本文拟从积极和局限两方面论述了他的社会变革、选才用人、守成等政治思想。关键词：明代；张居正；政治；思想；积极性；局限性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他出身寒微，少年中举，有经邦济世之志，官至内阁大学士。他性格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却又专断独行，大权独揽。张居正的独裁专擅超越了一般的含义。他在上挟持皇帝，在下控制同僚。①在万历初年（1573-1582年）做了十年首辅，面对极其严重的财政危机，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把衰败、混乱的明帝②国治理得国富政安。其之所以成功无疑与其具有一套系统全面的行政思想是分不开的。然而对其改革史家们历来众说纷纭，扬抑迥异。钱穆斥之为“是权臣，是奸臣”③。张居正作为明朝当时的实际最高决策人，他个人的思想见解与品行才能，与改革的深度和得失成败有直接的关系，我主要从积极方面和局限方面来论述张居正的政治思想。一、张居正政治思想的积极方面（一）近民便俗、通识时变的社会变革思想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君主赖以依靠的行政系统，由于官员们的因循、推诿、例行公事、结党营私而使本就很差的行政效率降到难以容忍的地步，明王朝处于极度的危机之中。而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日趋没落，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自己的内心世界，由感悟人的良知，推知万事万物，否认客观真理。这种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以说空话，说大话为时髦，鄙薄民生国事。针对当时这种严峻的形势，张居正中进士仅三年，就在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上书中阐述了他的改革主张，“宗室骄恣，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亏，边患丛生，国用不足”等是他以后改革思想的雏形。1.主张“法后王”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张居正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④他承认历”史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一个王朝的政治制度、法令、政策等也必须随时代的变化而演进，古往今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法令，所以他主张“法后王”，不能在万世以后，还以先王的是非为是非，事事都效法先王。一切事物都要变化发展，改革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要想使明王朝能够长治久安，只有依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改变制度，不时进行

　　①②

　　董倩.试论张居正集权与改革[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13.龙兴武．张居正行政思想新探[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21.③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80，56.④[明]张居正.张太岳集.文集三[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改革，不可墨守陈规，用万古不变的眼光看待一切。变就是要适应民众的需求，变就是要适应时代的特点。这明确地反映出他的思维方式是与时俱进的，是随着时代发展的，既不能停留在某一时代之中，又不能超越于时代之外，只有适应时代的变化，去思维，去探索，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着眼于与时俱变，随俗救弊，不断地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和民众的需要。2.改革要以“近民便俗”为宗旨张居正从政以后，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国强兵两件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了商、周、秦，汉兴亡盛衰的历史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说“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时宜之，民安之，虽庸众之所建立，不可废也，淳于时，拂于民，虽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①考察先人制定的法规，要以近民便俗为宗旨，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人民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动议，也不能不听从。3.改革空疏陈腐的学风要使官僚士大夫们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要务，必须改变空疏陈腐的学风。所以他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在给扬州宛陵县官罗近溪的信中说：“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每自恨优游敬局，不曾做得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窃谓本觉可以行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他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情犹如隔窗观花，不如下属体察民间疾苦。这在文必称孔孟、道先哲的时代，提出不了解民间琐细猥俗，便是学问不透的见解，大大突破了理学的禁锢。又提出必须学习经世济民之学说，说：“学不究乎性命（理学），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经世济民）之学说，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后可以谓儒也。②要求当官做学问”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作为官僚士大夫真正学业创家，才可称谓“儒”的标志，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由此可见，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随意的政策变动，而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他的历史的进化观念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使他对统治的危机有比较深刻的分析，对治国兴邦有确定的信念。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思想，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二）不拘一格、敦本务实的选才用人思想1.“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的选才思想在淘汰官僚队伍中冗沓分子的同时，他既争取过去拥护高拱的官员的支持，又大倡“惟才是用”，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他认为“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不患无才，患无③用之道，大力提倡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才德出众者即便屈居下僚，也可以越级提拔。他还重视到社会下层去发现人才，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是被轻贱的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也可以位列九卿，作为栋梁。2.破格提拔有用之才张居正在用人方面不仅在理论上有创见，在实践中也能突破既定框框，革新成规，做出表率。例如，他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作为镇守边关的大将；破格提拔其貌极丑而又瞎了一只眼的嘉兴小吏黄清为淮安府，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罢官的潘季驯治理黄河。万历五年，当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学的学生直接投考京师国子监，从优录取

　　①②③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文集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书牍一五[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奏疏一[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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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生，把各地人才搜罗到中央。官僚队伍的阵容大为改观，衙门办事作风也焕然一新。所以在他执政时，能够很快地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做出贡献。3.使用人才中的“综核名实”原则在用人方法上，张居正的根本原则就是“综核名实”，其主要目的在于“明系统，公诠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察，一赏罚”等六个方面。①明穆宗即位之初，虽已罢斋醮，但臣之于道教，则已相习成风，积重难返。以当时外患之深入，内政之废弛，可士大夫只是徒托空言，敷衍塞责，政令行，须托诸人，所以张居正从人才和吏治入手，以期达到“核②名实以行赏罚，则法行如流，而事功辐辏矣”的目的。（三）以伸张法纪为中心的整顿吏治思想1.伸张法纪，打击不法权贵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认为日后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把改革的锋芝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从而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关系，这比一般把镇压农民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明显胆略过人，才高一筹。不法权贵横行一方，鱼肉乡民，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节，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天下的严峻考验。万历初年，最有权势的宦官冯保的侄儿冯邦宁，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件引人注目的事，而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所以对他来说也是一次考验。但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邦宁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嘱告冯保严格家教。他还依法惩办了孔子的后裔衍圣公，逮捕了违抗朝命的黔国公朝弼，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外戚、宦官擅权，并一再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③”2.裁革流弊，削减开支张居正还把打击不法权贵与裁革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在明代，驿递是官方的主要交通制度，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夫役和马车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劳动人民。明初使用驿站本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务和国家大事，不得发给勘合乘驿。这些章程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相赠。官员住在驿站，百般需索，捕人掠盗，骚扰不已，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这里开刀，痛加裁革，于万历三年（1575年）颁发通令，任何官员非军国大事一概不准领取通行的印信。④同时又大力削减驿站的供应，有的削去十之六七，对于违章擅用驿站的官员，严加惩治，概不手软。纵子弛驿的甘肃巡抚侯东莱、太原府的官员、太仆寺的大僚等都因此被纠劾，受到处罚。从此以后官员的乘舟车住客店与一般行旅一样，自行负担旅费，多年的积弊被扫除了，“小民吹呼歌诵”。依法理政，使人民得到实际的收益，这是改革取信于天下，得到百姓信赖的重要保证。3.加强监察，提高行政效率明初法制规定，中央行政机构分设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央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尚书是二品官，科的长官给事中是七品官，但是这七品官对于六部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也可以牵制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张居正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提高内阁的权力，由内阁总其成，加强对官吏的管理和监察。万历元年（1573年）颁行考成法，具体的内容是中央各部把批办的公事一律登记造册，分别制定一式三份公文薄：一本留部作底本，一本送六科

　　①②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书牍五[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明实录.卷九十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③[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书牍一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④[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四十五.[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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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一本交内阁查考。①大小事务酌量轻重缓急，路程远近，严立限期，责令完成，逐一注销，如有欺瞒不实的，从严查处。按月进行考成，每岁进行总结，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吏的勤惰。这就起到了三种作用：一是用内阁控制六科、都察院，进而控制六部，再由部院控制地方，考察各级官员，使考察工作直接向内阁负责；二是对官僚机构和官员采取定期考勤和随事考核的综合办法，检查言行，施行赏罚，有利于督促公务，提高功效：三是处理公务的情况分报三个机构审核，使其互相监督，从官僚体制上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考成法颁行后，官场上因循怠玩，姑息偷安的吏风为之改变。

　　②

　　（四）“孤焰置于风”的大无畏思想十年改革，前后对比，成效卓著，政治局面有所更新，这主要应归功于张居正。因为当时的皇帝是个不理事的小孩，对于身兼首辅和严师的张居正又敬又怕，言听计从。张居正实际上是代行皇帝的权力，是王朝的最高决策人，所以他个人的思想见解和品行胆略，与改革的深度和得失成败有直接的关系。改革是异常艰难的，阻力重重，不仅因为改革触动豪强权贵的既得利益，遭遇到顽强抵制，更重要的是封建社会发展到明后期，封建机体衰老而僵化，因循守旧，姑息偷安，能容留给革新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张居正对此更有敏锐的感觉，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地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却遭到非议，他曾致函给以鼓励，说：“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与参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谣之议，有深愧矣。③表示他要力摧浮言讹议，大力贯彻封建社会法制。”但是，积习难改，贯彻法制，又谈何容易。在豪强怙恶违法成风的地区，玩忽法规已经习以为常，一旦依法办事，不仅为不法者反抗，也为执法者的惰性所不容。根缠枝绕，步履维艰，改革就是在披荆斩棘中推进的。万历三年左右，正当推行考成法，整顿驿站，清除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御吏付应桢和刘台请改行宽大之政，借口雷击端门和地震胡说上天震怒，威胁撤消新政。张居正鄙夷地斥道：“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④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顺利消除阻难，把新政引向前进。即使到了晚年，自知身后必然不保，他仍然矢志不移，务求把改革进行到底。临终前一年，他自述：“遂蒙圣主之深知，矢竭愚忠，用图称塞。顾涓流徒烦于注海，而寸石向望于补天，„„抚岁月以怀愁，戴荣光而增惧，敢不坚持晚节，益顾初忱，苟利国定，何发肤之足惜。⑤明知改革如涓流入海，寸石补天，但只要对国家略有小补，把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坚持晚节，一如初衷，充分表现出一个杰出的地主阶级改革家，锐意革新的坚强毅力和英勇的献身精神。张居正即如孤焰置于风，也要以那微弱的光芒，照亮明王朝复苏的通道。虽然明王朝的颓势他是无法挽救的，但他的耿耿丹心确曾给衰败的王朝赢得一度光华。二、张居正政治思想的局限方面（一）寓革新于法祖的守成思想张居正以近民便俗的变法思想作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也曾指导新政取得预期的成功。但是，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

　　①②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奏疏三[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龙兴武．张居正行政思想新探[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24.③[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书牍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④[明]张居正.张太岳集.杂著[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⑤[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奏疏一一[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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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纷事更”①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固然，皇帝年幼，首辅出身门第不高，需要借助，祖先亡灵来稳定统治，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斗争方式。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局限，他没有提出更远大的政治理想，国初的兴盛局面令他心醉神往，“自三代以来，法制之善，未②有过于明代者。„„其后，法之不行，人不力也。他把明初的法制看得尽善尽美，只是”不肖子孙不师法祖训，才逐渐败落。所以他努力奋斗的目标就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所以法祖不只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理想。这种守成的社会理想，力图前进而又怀旧的精神状态，使他袭用进取不足的旗号，也使他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没有鲜明的旗帜，没有持久而明确的打击方向，甚至给对立面提供口实。御史刘台责难张居正说：“谏官因事③论及，必曰‘吾实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洋洋洒洒疏劾新政，用的就是法祖”的名义，这就在实践上增加了改革的难度。（二）高度集权，大权独揽由于明神宗年幼无知，李太后乃妇道人家，冯保为内臣宦竖，更为张居正之心腹，所以，权力自然而然地转落到张居正手里。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政自己出。他不怕别人说他专擅，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样才是真正对明神宗的“忠”，是对穆宗托孤之言的真正负责。他要像诸葛亮那样，携同幼主在“非常”时期建立非常之功。张居正在决策圈中，他要自己一人独断，决不允许其他阁臣与自己并驾齐驱。为了扩大自己权力的基础，寻找自己的得力助手以推行其政令，张居正以“伯乐”的身份把他认准的“人才”全部选拔上来，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在决策中，张居正不要求他们有所作为，只要能顺从自己，认真执行政令即可，张居正将权力集于一身，不容他人染指。张居正对权力极端迷信，在他看来，权力似乎是可以实现自己一切愿望的魔杖。为了维护自己业已取得的权力，打击自己的反对者，张居正只得诉诸于自己手中的权威。谁要攻击自己，谁就是对当朝皇帝蔑视和触犯，是“竦动幼主，阴间左右”，是对张居正一片“忠心”报国的亵渎，谁就遭到贬谪罢黜。但是他用权力来强制推行改革，其效果当然只是暂时的。对于内阁成员的严控使他们产生了忿忿之情。在张居正逝世之后，即刻出现了对他个人的全面报复和对其改革的全面反动。（三）刚愎自用，事业后继无人张居正深知自己的改革措施会使他处于“危地”，他也准备将朝廷整顿一番，国富民安就行了，而没想如何使自己的改革事业让后人继续走下去，也没有在权力的交接上下一番功夫。他一手提拔重用的张四维，“家财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在他生前故作谦卑老实相，背后到处拉关系，攀权势”，岁时馔问居正不绝，④对张居正极尽奉迎拍马之能事，又同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拉上同乡关系结为伙伴，万历三年被张居正提名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明通鉴》记述：“初，四维曲事居正，然心不善其所为。是个地道的两面派。张居正对此也不是毫无所知，但没有及时下决心清除这个隐患。张居正一死，张四维谋得首辅的宝座后，立即脱下改革派的伪装把过去反对改革而被罢官的吴中行、赵用贤等一概官复原职，网罗成他的同党，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此时改革有夭折的危险，改革派便幻想拥戴大学士申时行，驱逐张四维。而申时行虽然曾是支持改革的官僚，《明史》说他以一手流畅的文字功夫博得张居正的欢心，于万历年六年入阁，协理机务，成为张居正信用的人物。但他的为人如同明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评价，“柔而多欲，是个貌⑤似宽厚实则利欲熏心的伪君子”张四维回乡奔丧，他接任首辅后，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

　　①②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奏疏二0[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明]张居正.张太岳集.文集三0[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③[清]张廷玉.明史.卷十五[Z].北京：中华书局，1980.④[清]张廷玉.明史.卷二十九[Z].北京：中华书局，1980.⑤[清]张廷玉.明史.卷三十一[Z].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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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务反居正所为，以和厚接物”，甚至对张居正进行诋毁攻击，①万历十二年诏旨宣布张居正“专权乱政”“谋国不忠”②等几大罪状，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他主持内阁九年，、新政措施被废除殆尽。按理说，改革派并不是没有人与之较量，内阁大学士都是张居正生前物色的人选，六部中礼、刑、户、兵、工五部尚书和一大批侍郎、将领也都是与张居正共事甚久的亲信。如果改革派内部不出现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新政尚可延续时日，不致失败得这样惨重。三、结论张居正政治思想的积极方面使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增强了明王朝的统治力量，扫除积弊，澄清吏治，扭转了国家财政的困难。但是，张居正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改革家，其政治思想不可能超越封建制度的局限，改革从其阶级实质来说，体现的是以朝廷或国家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然而16世纪的社会历史条件，又赋予张居正改革以特有的时代风貌，从这种背景中引发的改革思想，应比以往的改革家，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张居正的政治思想，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他的政治思想核心是实用与事功，只是对现有体制修修补补，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宏伟蓝图，致使改革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成功。但是，他的光辉政治思想和非凡事业，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去思索和借鉴。

　　①②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16．[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Z]．北京：中华书局，197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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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明]张居正.张太岳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80.[3][清]张廷玉.明史[Z].北京：中华书局，1980.[4][清]赵翼．廿二史札记[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Z]．北京：中华书局，1977.[6][清]夏燮.明通鉴[Z].北京：中华书局，1979.[7]明实录[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包诗卿.略论张居正的社会政治思想[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3（2）.[9]杨欣.再论张居正改革[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4）.[10]董倩.试论张居正集权与改革[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11]龙兴武．张居正行政思想新探[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IntroductionofZhangJuzhengPoliticalThinkinginMingDynasty

　　Abstract:ZhangJuzhengisafamousstatemanandreformerofancientChina,andheisfamousforcarryingoutthesinglewhipsystem.DuringWanliinMingDynasty,heworkedasthecountrygovernorfortenyears,andachievedoutstandingachievements.Throughtheimplementofaseriesofreformmeasures,thesuffocatingMingDynastyobtainedavigorousvitality,ZhangJuzhengalsoobtainedthereputationas“savesthetimesprimeminister”bythelatergenerationbecauseofhishugehistoricalmerit.Inquiringhispoliticalthinkingisthekeytounderstandthisreformsuccessorfailurecorrectly.Thisessayelaboratedhispoliticalthinkings,suchas:socialtransformation,electionandmaintainingtheaccomplishmentsoftheancestorsandsoon,frompositiveandlimitedaspects.Keywords:MingDynasty;ZhangJuzheng;politics;thought;enthusiasm;l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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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中国名人故事：明朝第一宰相张居正

　　明朝改革家张居正，是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凭借自己卓越的政治才华和胆魄，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厦，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他也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张居正是明朝嘉靖26年的进士。自朱元璋开始的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

　　嘉靖4年，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的一位秀才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仅仅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嘉靖26年，23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增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实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理解。为此，嘉靖28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

　　明穆宗即位以后，张居正以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土。这个年，张居正只有43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13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局面，张居正无法轻松。他同时更担心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不久，张居正成了首辅，从此得以独掌国家大权。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理解的。张居正清醒地理解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实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他托《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因为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所以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因为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准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升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夕奉行”。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4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因为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但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当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但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节省服御费用，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能够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但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

　　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不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准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做到了。

　　

篇七：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救时宰相”张居正

　　主持人：刘立志特邀嘉宾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张居正评传》等樊树志：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熊召政：《万历首辅张居正》编剧梁启超：“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主持人：近日播出的历史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塑造了一个呕心沥血的改革家的形象。很多人都想了解历史上真实的张居正是个什么样子，请做些评述。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拥有276年历史的明王朝，有过能人辈出、群星灿烂的辉煌，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却断言:“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以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不仅是看重16世纪的明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宰相之杰，更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明末学者刘芳节自述他阅读张居正遗集的心情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盛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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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千古奇人，千古奇书。”张居正非有极大的思想魅力，不足以赢得后人如此倾倒。

　　樊树志（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历史人物是复杂多面的，张居正当然也不例外。他既是无所畏惧的改革家，自诩“嫌怨有所弗避”；也是一个权势显赫的首席大臣，惯于玩弄权谋术数的政客。刻画这样一个人物，忽略任何一面都不可能接近历史真实。当时人已经注意到他的两面，《明神宗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绩：“成君德，抑近幸，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

　　主持人：作为一个雷厉风行的改革家，张居正的成就体现在哪里？樊树志：张居正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得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代帝摄政”，“宫府一体”，得以独断专行。凭借这样的权力与地位，大刀阔斧推行改革，雷厉风行。时人把这种久违了的政局，称之为“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因此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无论是迫使官员不敢懈怠的“考成法”，还是清理欠税增加财政收入的“清丈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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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亩”，以及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促使赋税徭役货币化，都收到了以往罕见的成效。嘉靖以来政治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国力不断下滑的颓势，得到了遏制。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

　　刘志琴：张居正出身贫寒，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在万历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史称“万历新政”），把衰败、混乱，几近崩溃的明王朝，治理得民富国安，人们称颂他是起衰振堕的“救时宰相”。“救时”是很高的评价，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震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主持人：刘立志特邀嘉宾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张居正评传》等樊树志：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熊召政：《万历首辅张居正》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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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主持人：近日播出的历史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塑造了一个呕心沥血的改革家的形象。很多人都想了解历史上真实的张居正是个什么样子，请做些评述。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拥有276年历史的明王朝，有过能人辈出、群星灿烂的辉煌，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却断言:“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以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不仅是看重16世纪的明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宰相之杰，更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明末学者刘芳节自述他阅读张居正遗集的心情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盛赞这是“千古奇人，千古奇书。”张居正非有极大的思想魅力，不足以赢得后人如此倾倒。樊树志（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历史人物是复杂多面的，张居正当然也不例外。他既是无所畏惧的改革家，自诩“嫌怨有所弗避”；也是一个权势显赫的首席大臣，惯于玩弄权谋术数的政客。刻画这样一个人物，忽略任何一面都不可能接近历史真实。当时人已经注意到他的两面，《明神宗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绩：“成君德，抑近幸，综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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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邮传，核地亩”；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

　　主持人：作为一个雷厉风行的改革家，张居正的成就体现在哪里？樊树志：张居正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得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代帝摄政”，“宫府一体”，得以独断专行。凭借这样的权力与地位，大刀阔斧推行改革，雷厉风行。时人把这种久违了的政局，称之为“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因此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无论是迫使官员不敢懈怠的“考成法”，还是清理欠税增加财政收入的“清丈田亩”，以及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促使赋税徭役货币化，都收到了以往罕见的成效。嘉靖以来政治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国力不断下滑的颓势，得到了遏制。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刘志琴：张居正出身贫寒，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在万历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史称“万历新政”），把衰败、混乱，几近崩溃的明王朝，治理得民富国安，人们称颂他是起衰振堕的“救时宰相”。“救时”是很高的评价，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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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震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张居正被冤之后，不仅有支持改革者的辩诬，还招来一批反对派的追思。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前所未闻

　　主持人：张居正与您所说的另两位改革家特别是同时代的王安石有何异同？刘志琴：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是，他们都属于同一体制内部的革故鼎新。王、张都使得国库转亏为盈，摆脱财政危机，诸多创制都在后世得到延续和发展。然而王安石遭受抨击七百年，直到19世纪才得到公允的评价，而张居正身后虽然被诬蔑，家属罹难，而对他的赞誉却不绝于史。即使在他被诬之际，有的为他立碑称之为“社稷之勋”；有的刊刻遗集，自行出版；有的抚文追思，怆然泪下。令人玩味的是，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这还不止是一二个人，而是一批人，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初因为不同政见被张居正杖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面对张居正，他竟然怀抱内疚，声称“奚愧矣!”拖着一条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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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为昭雪张居正奔走呼号。这不能不使人惊叹!论人品和学问，张居正并不在王安石之上，王安石郁郁而终，反对派犹追打不息，被谤七百年之久。而张居正被冤的身后，不仅有支持改革者的辩诬，还招来一批反对派的追思，哀叹世上已无张居正!是喜耶?悲耶?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前所未闻。

　　张居正创造了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的成功范例主持人：在改革方略以及具体的改革措施方面，张居正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刘志琴：王安石是一代大儒，他的品行、文采、清廉，冠绝一时，可他是个书生，他一上阵就实施青苗、均徭等新制，进行经济改革，可他没有一个得力的班底，依靠的仍然是腐败的官府，再好的政策也经不起贪官的上下其手，例如青苗法，本是为减轻农民高利贷的负担，取消私贷，统一由国家发放低息贷款，然而原定的一年二分利，一经转手，成为半年二分利，层层加码，弄得国贷比私贷还凶猛，好心办了坏事，给反对派提供了口实，致使改革困难重重，弄得农民怨声载道。张居正改革所以能长驱直入，所向披靡，关键是他周围有一批得心应手的人才，组成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班底。张居正改革首先出手的是整顿官府，考察名实，淘汰冗官污吏，然后再进行清丈田地，抑制土地兼并，推行一条鞭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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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们称誉这是“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得到民众的由衷拥护。十年新政，前五年官僚体制改革，后五年经济改革，创造了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的成功范例，相比之下王安石却无此大手笔。张居正取得这样大的成效，是由于其改革明确提出近民便俗的主旨，以惠商利农的政策，使新政取得预期的成功，这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也是他与王安石变法有不同结局的思想渊源。

　　张居正不但长袖善舞，而且还打破道德观而“与狼共舞”，这也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主持人：改革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战略方针的正确选择，也得益于主持者的为人之道，张居正在这方面有何过人之处？

　　熊召政（《万历首辅张居正》编剧）：近年来，有史家认为，万历初年的中国政坛，李太后、张居正与冯保三人构成了牢不可破的权力铁三角，这说法有一定道理。李太后虽然贵为皇母，但出身寒微，懂得民间疾苦，她对儿子管教非常严格。冯保精通古琴与书法，是太监中难得的儒雅之士。他是小皇帝的大伴，小皇帝对他非常依赖。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贪墨成性，但也能够识大体。张居正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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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中，是真正的灵魂人物。推行改革，没有三个人的合力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李太后与冯保二人，不可能有什么创见。相反，他们还各有私欲。张居正总是能做到既满足他们的私欲，又不至于让其私欲过分膨胀，并以此换来他们对万历新政的支持。

　　对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讲，既要讲操守、气节，也要讲变通、交易，有时候，要有舍弃操守而进行交易的勇气。张居正与冯保之间就是这样，冯保有时收受大批贿银而希望张居正给某人升官时，张居正不但没有抵制反而尽量满足。这一点，日后成了人们攻击张居正的口实。但放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张居正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替代。

　　中国古代士人，历来重操守而轻事功。如果操守与事功不产生矛盾，则都能做到慷慨任事。如要为完成事功而有损于操守，则多半会回避或干脆挂冠而去。注重操守原也无可厚非，但若每个人都洁身自好而不肯为国家建立事功，则国计民生的大事就无人承担了。这乃是因为，自古至今的官员队伍中，从来就是善恶忠奸搅和在一起。恶者为求一己之欲，从来不择手段、不顾道德；若善者一味死守道德底线，则如何与恶者抗争，如何建立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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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将立德放在人生的最高层次，其次是立功、立言。因此，中国的读书人便以立德为最高追求。但无庸讳言，报效国家的人首先应当有立功的思想，事实相反，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不肯“与狼共舞”。

　　张居正一旦登上首辅之位，不但长袖善舞，而且还打破道德观而“与狼共舞”。窃认为，万历新政之所以成功，作为改革领导人的素质来说，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当然，“与狼共舞”不是同流合污，而是曲尽其巧的权宜之计。

　　作为政治家，张居正奉行的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策略，正因如此，万历新政才能够获得成功

　　主持人：任何一场改革，首先必须从人事开始，张居正在用人方面是怎样做的？

　　熊召政：张居正的用人经验，概括起来是八个字：重用循吏，慎用清流。作为改革家来说，“与狼共舞”固然痛苦，与清流共事亦觉艰难。所谓清流，即奉道德为圭臬，宁可事做不成也决不肯损害个人名誉的人。张居正上任之初，为了稳定政局，启用了一批元老级的人物充任六部堂官。这几位大老，都有明显的清流倾向。依靠他们推行改革，显然不切实际，但张居正初登首辅之位，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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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稳，还得依靠这些清流领袖帮助他稳定局势。等张居正改革拉开序幕后，这些人果然想不通、看不惯，于万历三年前都相继离去。

　　循吏是指那种不计个人得失，毁誉不计只希望把事情做成做好的官员。这有点像小平同志所讲的“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由于当时的官场以清流居多，张居正的用人标准与整个文官系统的道德标准与利益诉求大相径庭，因此受到的压力也最大。

　　自主政之后，张居正告诫吏部：“良吏不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这句话用今天的语义解释，即会考试的不一定会当官，高学历不等于高水平。清代龚自珍说过“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文人论政的话。张居正作为政治家，奉行的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策略。我想，正因为他做到了这一点，万历新政才能够获得成功。

　　骄横、专断、喜奢华、偏好阿谀奉承之词，致使张居正用人选才失误，加速了身后的人亡政息

　　主持人：张居正身后人亡政息的悲剧，源自哪里？樊树志：张居正身上少有温良恭俭让，少有宽厚仁恕，多的是独断专行，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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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咄逼人。不少赞成改革的官员，也批评他过于严厉，过于操切。他讲究权术与谋略，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阴谋诡计，手法老练圆熟，可以不顾颜面，不顾舆论的非难。

　　刘志琴：作为一个改革家，当时人谓张居正治学“最称严核”；治家“教子极严”；治国“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极臣相拟。”在风云际会中形成他刚毅、深沉、傲然、机警的品格，充分展示了他卓尔不群的风采。然而，他骄横、专断、喜奢华、偏好阿谀奉承之词，致使他用人选才失误，加速了身后的人亡政息。

　　其实，张居正对历代改革家的厄运并非无动于衷，晚年的他“亦自知身后必不保”，但仍然矢志不移。早在他事业鼎盛之时，即作出这样的预言:“大抵仆今所为，暂时虽若不便于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后，必有思我者。”这真是不幸而言中，在他满门查抄后不久，就有人叹息:“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到了新政被颠覆，国势急转直下，各种矛盾爆发，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之时，人们急切地盼望再出现一个磊落奇伟之士，扫除廓清天下之患。无情的现实是，世上再也没有了张居正，对张居正的怀念就是在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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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下的呼唤。历史嘲讽的不是张居正改革，而是断送改革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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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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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治水贤相张居正

　　作者：齐悦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水与中国》2018年第04期

　　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这条承载着中华民族光荣和希望的母亲河，让我们又爱又敬，它哺育了中华儿女，但也给百姓留下沉痛的记忆。每当黄河洪水泛滥，冲破堤坝，就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泻千里，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多少烜赫一时的王朝由此元气大伤，走上末路。

　　治黄大业，历朝历代都异常重视，从远古的“疏川导滞”到战国的“宽立堤防”，从汉代的“贾让三策”到宋代的“兴筑遥堤”，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倾其才智，想尽各种方法治理黄河。

　　自金、元以降的三百余年，黄河主流极不稳定，下游如同一条桀骜不驯的黄龙，龙头固定在今郑州一带，龙身与龙尾在北至山东东平，南到安徽颍州的广大扇面形区域里摇摆不定，或决或塞，南北游荡。明朝中叶至隆庆、万历之际，黄河不断决口，水灾频繁，淹没了大片田地房屋，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说，黄河水患不啻灭顶之灾。黄河汛期又正值粮食收获期，辛勤耕作的农人往往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随着“天上来”的黄河之水，“奔流到海不复回”了，受灾民众生活无以为继，就此成为流民。

　　黄河问题令帝国君臣大伤脑筋，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心头大患难以解决，那就是漕运。

　　永乐年间，成祖帝迁都北京，天子守边，延长了国祚，堪称英明之举。然而，经济中心毕竟已移至江南，大批军粮、官粮和生活物资要从江南一路北运，陆运和海运，一个过于烦琐，成本高昂，一个过于危险，多有倾覆，皆非长久之道。相较之下，利用运河进行漕运为最合时宜之法。

　　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等重修会通河，沟通了从江南到北京的水上交通线。自此，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成为大明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大动脉。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纵跨五省，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大运河与黄河交汇之处，情况最为复杂。黄河改道、洪水泛滥等问题频发，而黄河、运河交汇处正是这些问题的重灾区，黄河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无不影响着运河的通航。黄河水情本就不太乐观，下游河沙沉积严重，堤防仅能满足日常挡水需求，稍有大雨便可能引发洪灾。

　　对明朝而言，治理黄河不仅是水利经济问题，而且事关国家政治和军事。黄河若乱，运河必乱；运河一垮，全盘失算。

　　成也河漕，败也河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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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入内阁，从明隆庆六年（1572年）至明万历十年（1582年），在主少国疑之际，他以渺渺之身，当天下之重，以非凡的才智，过人的胆识魄力，厉行改革。张居正行考成法整肃吏治，整饬驿递，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完成了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

　　张居正要开源节流，为天下理财，这一切都建立在百姓仓廪充实的基础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处理好水利这一环。只有水利无忧，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使国家南北经济大动脉畅通无阻，同时巩固北疆边防。

　　大明北境土地贫瘠而戍卒甚众，仅凭当地所产粮食，远不足以饲之。纵戍边将士兵强马壮，若无粮草军需，也只能徒呼奈何。后顾之忧，迫切待解。

　　张居正对军队后勤的重要性心知肚明，深以“治河”和“保漕”问题为忧。他仔细计算分析过，整个国家机构和几十万边防军队一年有400万石粮食的缺口，这个差额几乎要全部依赖南方供养。因此，确保南方漕粮安全顺利抵达北方，成为帝国刻不容缓的要务。

　　张居正入内阁后，先后派万恭、傅希挚、翁大立、李世达等多位干济才臣治河、保漕。

　　明万历元年（1573年），400万石漕粮安全北上，刚刚荣登首辅的张居正兴奋不已，在给漕运总督王宗沐的信中流露出喜悦：“四百万石漕粮江海并运，洪涛飞越，若涉平津，我平生尚未见过如此盛况。一日侍奉皇上，语及今年的漕事，皇上龙颜大喜，殿上诸位大臣都欢呼万岁。”

　　明万历二年（1574年），漕粮又如期安全北上，张居正更加欣慰，准备大展拳脚，整饬国事。他再次致信王宗沐，透露了自己打算在国储充实之后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想法。

　　天不遂人愿。黄河的短暂太平并不意味着百世安澜，正当张居正满怀信心，欲趁漕运通畅的大好时机转身他顾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年秋天，黄河在砀山及邵家口、曹家庄、韩登家口以北决口；淮河在高家堰以东决口；洪水在徐、邳、淮等地泛滥，殃及千里。自此桃（桃花峪）、清（清河）上下河道淤塞，船只数年不通，淮安、扬州还不时发生水患。

　　“治河保运”的急迫任务再次横亘于面前，面对严峻的河患形势，张居正仔细思量之后，放弃了他曾经一度赞同的“纵淮入江”之法，转而支持水利专家吴桂芳的“挽淮入河”之策，他改调吴桂芳为漕运总督，勉励其为国家立万年之计，解淮安、扬州燃眉之急。

　　吴总督临危受命，首先疏通黄河的入海口，使黄河顺利入海，淮水亦可顺利入海，水患渐渐缓解。未及丝毫喘息，吴总督又带领百姓修筑高邮湖石堤、淮安长堤等水利工程，蓄积湖水，疏浚草湾，加固淮扬地段的漕河堤坝，从而提高了漕河南段的抗洪能力。

　　囿于当时历史条件，漕河北段没有得到彻底治理，又遇上了黄河泛滥的天灾，这段河道被黄河冲毁了多处堤坝。更为糟糕的是，黄河灌入淮水，淮河的旧有河道无力容纳如此大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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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再次漫过淮河堤防，迫使淮水南迁，兴化、泰州一带，立即被滚滚洪水所淹，漕运再次面临中断的危险。

　　修缮河道终究没能抵御洪水，反而暴露出漕运制度的许多缺陷。若能有效解决它们，无疑是漕运的一大幸事。

　　河漕改革

　　明代的河漕制度设置了两个直属中央的地方管理机构——漕运和河道：漕运保证漕河运输体系的正常运转，沟通中央地方的漕务官员；河道主持运河与黄河的治理维护。两个衙门分别设有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理，各司其职，互相牵制。

　　这样设置的初衷是均衡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利，使之互相制衡，避免一家独大。

　　有利必有弊。河道总理衙门设在山东济宁，漕运总督衙门在江苏淮安，且不说两地相隔近千里，交流不便，单是职权交错，政出多门，就非常有碍于统一管理。河、漕两衙门间常常互相推诿，面对差错，他们均不肯担当责任，两者矛盾与日俱增。

　　

篇九：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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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张居正第一节厚望所寄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少年时代“颖敏绝伦”，被誉为“神童”。十三岁时，他写过一首《题竹》诗：“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径节，只上尽头竿。”①反映了他的抱负不同凡响。资料个人收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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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物的不同凡响，往往托之以梦。据说张居正诞生的前夕，他的大父东湖公（祖父张镇）梦见“大水骤至，流溢庭下。大父大惊，问奴属所以来。奴属口对状，言水自张少保纯地中流出者。是夜会怀葛公（曾祖父张诚）亦梦有月坠水瓮中，流光发色，化为白龟浮水上”②。结果，张诚为他的曾孙起了个谐音的名字，叫白圭。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嘉靖十五年（1536），张居正参加荆州府的考试。“时大司徒李士翱为郡太守。先一夕梦上帝剖符封识玉玺，令授一童子。明日进所取士庭下，太师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师升阶，目摄童子何如人，果梦中所见者，乃大喜。更太师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当为帝者师，余得闻命天皇上帝矣。”①结果，神童易名居正。不但如此，李士翱还竭力向省里来的督学称赞张居正，使他名扬全省。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张居正“颀面秀眉目，髯长至腹”②。这是他成年时的形象，使人过目难忘。“上（神宗）在东宫尝昼寝，梦一美髯大臣在侧，若将有所陈见。上寤，异之。以问内侍，内侍对曰：‘殿下他日当有太平宰相如其人。’及见太师平台，长身玉立，髭髯修美。上记忆梦中事，语内侍曰：‘此即梦中所见者乎？’”③这些不寻常的梦兆，即使全是编造出来的，至少也显示了这个人物的重要性。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嘉靖十六年（1537），张居正至省城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璘认为大器当晚成，建议考官不予录取，以便“老其才”。因而，直到嘉靖十九年（1540），张居正才中举人。顾璘对他当日的主张有些后悔，对张居正说：“张生幸过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仆诚不当以中人薄视吾子，退吾子三年作相。”④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①《张太岳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②《张太岳文集》卷四七《太师张文忠公行实》。①《太师张文忠公行实》。②《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③《太师张文忠公行实》。④《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第二节从翰林到内阁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中进士。从第一次参加乡试，到会试中第，他历经十年。而当选庶吉士，读书中秘，使他再一次得到“老其才”的机会。他所重视的不是儒学经典和文字雕琢，而是史百家者言、国家典故和时务之切要者，遇人多所咨询①，这与“选也以诗文，用也以诗文”②的翰林院传统不相合拍，很能反映张居正的旨趣。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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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二十八年（1549）解馆，张居正授翰林院编修。在这一年，他上了一道很重要的奏疏，阐明对时政的看法：“臣窃推今之事势，血气壅阏之病一而臃肿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后虽疗之，恐不易为力矣。”③血气壅阏之病是指世宗自壬寅宫变之后，久不见群臣百僚。臃肿痿痹五种病是：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这篇《论时政疏》有两千言，是张居正两年来读书中秘、观察时政的成果。第二年发生的“庚戌之变”，证明“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已到了何等危险的程度。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当然，一个小小的翰林编修的奏疏，不会引起皇帝的重视。但应当说，初入仕途，张居正所处的环境是不错的。第一个赏识他的官僚李士翱已升至七卿，他虽然只任职八个月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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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却先后任工、刑、户三部尚书。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的大臣徐阶对他也格外器重。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他却在嘉靖三十三年上疏请归。据他的儿子张敬修说，是因为他“体故孱弱，又倦游”的缘故。④张居正回到江陵老家，筑三五椽小室，养一两只癯鹤，过起隐居生活，不但拒见宾客，而且谢摒亲故。他“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偃息其中。时复周行阡陌间，与田父佣叟测土壤燥湿，较穜稑先后，占云望寝，以知岁时之丰凶”。他看到农夫们“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垅，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阙躬馌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①。这一段生活，使张居正对农民的生活艰辛有了深切的体会，对他以后推行改革政策有很大影响。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张居正说，他“先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②，因父亲的反对，才不得不复出。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居正复出。当时，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的矛盾十分突出。因畏惧严嵩的权势，与徐阶相善者唯恐避匿不及，而张居正却能在两位权贵之间处之自如。不久，张居正升右春坊右中允，领国子司业事，后又经推荐以副总裁主持修《承天大志》，他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即脱稿。这件事给世宗以深刻的印象，故命他以右谕德侍裕王朱载垕讲读。不久，又迁侍讲学士，掌翰林院事。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江陵柄政》。②高拱：《作养相才》，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二。③《张太岳文集》卷十五《论时政疏》。④《太师张文忠公行实》。①《张太岳文集》卷九《学农园纪》。②《张太岳文集》卷十七《先考观澜公行略》。

　　张居正同裕王以及裕邸中官的关系相当好，这是进入权力中心的重要一步。穆宗即位以后，张居正的职衔一年有四变：先是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接着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着入内阁；隆庆元年（1567）四月，再升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隆庆二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如果从品秩来讲，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少保是从一品，这样的升迁速度是惊人的。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第三节从普通阁臣到操纵内阁隆庆元年二月以前，内阁有四名成员：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到二月，又加入陈以勤、张居正。张居正虽排在第六，但他的威望却重于其他阁臣。这不仅因为他“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更在于他“出一语辄中肯”。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隆庆二年（1568）八月，张居正上著名的《陈六事疏》，集中反映了他治国思想的基本纲领。疏中陈述的第一事是“省议论”。他提出考察人和事的原则：“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他执政以后所以能广用人材，推行变法，很得益于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第二事是“振纪纲”。张居正认为，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倒挂。顺情与徇情、振作与操切不同。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欲之”，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徇情者，“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操切者，“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因此，“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提到的第三事是“重诏令”。他主张下于各部院大小事务，数日之内必须题覆；需要由抚按议处者，酌事情缓急，路途远近，严令限期奏报。吏部据此考察官吏勤惰。第四事是“核名实”。他认为世不患无才而患无用之之道。所谓用之之道，就是要“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具体来说，“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严考课，审名实，和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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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的严令期限，以考勤惰，就是张居正后来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内容。第五事是“固邦本”。关于理财，他讲到两个问题：一是指出财用日匮的根源，包括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等等。另一是要“慎选良吏，牧养小民”。他把守令分为三等：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与上考；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止与中考，这是核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贪污显著，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第六事是“饬武备”。他认为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三者皆不足患，而患在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苟且偷安。只要“修举实证，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么，“不出五年，虏可图矣”①。这篇奏疏同嘉靖二十八年上的《论时政疏》的情况相比，张居正的治国思想更进了一步，不仅提出的问题更具体深入，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更切中要害了。他进入内阁以后，权力和地位发生了变化，特别强调“尊主权，一号令”。资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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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奏疏上于八月。在前一个月，首辅徐阶致仕。对于徐阶，张居正一直很敬重，至于其他阁臣，他都没有放在眼里。次辅李春芳是张居正同科的状元，比张居正早两年入阁。徐阶被论致仕，李春芳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张居正马上回答：“如此，庶保令名。”②可见他的狂傲。在徐阶去职后不久，呈上《陈六事疏》，虽是一种巧合，但是也可把它当作竞争首辅的纲领。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①《张太岳文集》卷三六《陈六事疏》。②《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传》。

　　郭朴、高拱因为与徐阶的矛盾，一个罢免，一个致仕。隆庆三年（1569）八月，赵贞吉入阁。赵贞吉也曾是少年名士，有前辈官僚称赞他的考卷：“虽《治安策》弗能过矣。”①张居正也被称为“贾生不及”，两个“贾谊”凑在一起，内阁失去了以往的平静。赵贞吉以晚辈视张居正，议论朝政，动辄曰：“非尔少年所解。”②这些，当然是张居正不能忍受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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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对付赵贞吉，张居正通过原裕邸中官、后任司礼太监的李芳，于十二月召还高拱，并使他兼掌吏部事。赵贞吉通过李春芳的支持，也兼掌都察院事。两人形成公开的对抗。高拱以次辅兼掌吏部，力量要更大些。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赵贞吉不得不辞官而去。次年，李春芳致仕，高拱转为首辅，张居正跃居次辅。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在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和高拱合作得不错，如对于俺答封贡事，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幸的是，高拱同样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张居正，张居正也不甘久居人下，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冲突首先是从与徐阶的关系而引起的。高拱因宿怨，令亲信言官追论徐阶的过失，并连及他的几个儿子。张居正受徐阶所托，欲加以庇护。听从张居正的劝说，高拱心有所动，却又听到传言，说张居正接受徐阶之子三万两银子的馈赠。高拱当面加以讥讽。张居正向以“一切付之于大公”③自诩，乃指天为誓，坚不承认。高拱虽然承认误听闲言、未加详审，但两人交恶已无可挽回。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为了对付高拱，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结成了联盟。穆宗病逝，司礼监太监冯保依其便利办了两件事情。一是密嘱张居正起草遗诏，在遗诏中加进“司礼监与阁臣同受顾命”的内容。二是串通穆宗后妃，罢斥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得其位。这样，局面完全变了。隆庆六年（1572）六月，高拱被罢官。不久，另一个阁臣高仪病卒，内阁只剩下张居正一个顾命大臣。从此，张居正到万历十年（1582）去世，一直牢牢地占据了首辅的地位，内阁之中无人与之匹敌。其间，虽有几个大臣入阁：吕调阳，隆庆六年六月入；张四维，万历三年（1575）八月入；马自强、申时行，万历六年（1578）三月入，但他们同张居正的关系，有如属员一般。如张四维入阁，皇帝手批：“随元辅入阁办事。”①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只有十岁，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生母李氏。李太后由宫女出身，封至贵妃。按照旧制，新天子立，尊前朝皇后为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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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生母称太后要加徽号。张居正和冯保商议，尊穆宗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取消了称号上的差别。这赢得李氏的好感和信任，她把辅佐、教导神宗的重任一并委与张居正。②冯保集司礼掌印、提督东厂于一身，由于得到李太后的信任，对神宗具有威慑力量，权势不在前朝王振、刘瑾辈之下，却没有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张居正说他“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咨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③又说：“宫府之事，无大无小，咸虚己而属之于仆，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①应当说，在张居正执政期间，中官确不预外政，权贵太监如此受内阁掣肘，在明中叶以后实为特例。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

　　用途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下《赵贞吉》。

　　②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下《张居正》。③《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②《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③《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①《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

　　第四节选用人材——考成法人得其位，官得其人，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最关心的问题。他说得很恳切：“故自仆受事以来，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②他又颇为自得地宣称，“平生无他长，惟不以毁誉为用舍。其所拔识，或出于杯酒谈笑，或望其丰神意态，或平生未识一面，徒觉其行事而得之。皆虚心独鉴，匪得人言”。甚至有这种情况：“已跻通显，而其人终身不知者。”③张居正主张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关于官员的出身，神宗和张居正就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贪贿事有过一番对话。神宗问：“昨览疏，此人乃进士出身，何如籍如此？”张居正回答：“正恃进士出身，故敢放肆。若举人岁贡，必有所畏忌。以后用人，当视其功能，不必问其资格。”④他建议恢复三途并用，且加以实施。山东莱芜知县赵蛟、费县知县杨某，都是吏员出身，“干局开敏，能肩繁钜”。非经科举的官员，是士人看不起的。但杨某“终其任，无一青衿敢哗者”。还有司狱黄清，张居正用为淮安府同知，以筑高宝诸河内堤，“甫岁余，成功者已半”，加两淮运司同知，以竣其役，“又匝岁功且报完”①。张居正出身甲科，起家翰林，能恰当地评价和任用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是他优于其他执政者的地方。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张居正注重官吏的实际才干，能不计虚名，量才为用。如张学颜，任山西参议时，为总督江东所劾，后事得白。高拱曾称赞他“卓荦倜傥，人未之识也，置诸盘错，利器当见”。张居正以其“精心计，深倚任之”，万历六年（1578）用为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会计，实施清丈，颇有成绩。②如潘季驯，嘉靖末年和隆庆年间，两次总理河道，礼科右给事中雒遵勘查工程，说他“驱舟以就新溜，坐视陷没，腾率报功”③，因而被罢官。万历初年以来，黄河、淮河不断泛滥，淮、扬间多有水患。张居正深以为忧，终于在万历六年再次起用潘季驯总理河道。潘季驯制定“塞决以导河”，“固堤以杜决”的方针④，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两河工作，筑堤岸一百七十余里，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又筑遥堤五万六千余丈。此后数年，河道无大患。又如殷正茂和凌云翼。殷正茂性贪，岁受下属贿金以万计，高拱曾对他有一番评价：“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⑤凌云翼喜事好杀戮，为当时所讥议。张居正看中他们的干济之才和事可立办的效率，把两广军事先后委托给两人。资料个人收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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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颜、殷正茂等受到高拱的赏识和重用，但并没有影响张居正的选择。他认为，或议论“某为新郑之党，不宜留之”，或议论“某为新郑所进，不宜用之”，实在是没有意义的①。“一切付之于大公”，这也可以算作一个证明。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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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③《张太岳文集》卷三二《与藩旧贺澹庵言得士》。④《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癸酉。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异途任用》。②《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③《明穆宗实录》卷六四，隆庆五年十二月辛亥。④《明史》卷八三《河渠一》。⑤《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

　　史说张居正“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他任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他们在边防上多有建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不应当是孤立的原则，还应当有制度上的保证。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提出和推行考成法，就是制度上的保证。考成法规定了办事的时效，建立了监督的网络。规定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并建立了层层监督网络，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量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②把办事拖拉的官僚系统纳入讲求时效的轨道谈何容易，张居正抓住这一点，加以整顿，说明他对官僚政治的弊端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他执政期间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数年之后，科道官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③这当不是虚妄之言。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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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抚按负责一省之事而汇总于六部，六部据簿以检查各地职守，六科据簿以检查六部，内阁据簿以检查六科，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内阁控制部院，自明中叶以后不断加强，但明确提出内阁通过六科控制、监督部院，这还是第一次。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作为考成法的辅助手段，万历二年（1574）十二月，张居正命造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将两京及内外文武职官府部以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均列于上，名为浮帖，以便更换。每十日，二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由中书官写换一遍。其屏设于文华殿后神宗讲读进学之所，以便朝夕省览。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次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①这项措施有两层意义。一是使用人权宜最终集中于皇帝，二是让皇帝有所凭依，正确地行使用人权宜。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行考成法，会造成另一些弊病。张居正自己也有所觉察。他说：“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惯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并追。”②但总的说来，由于推行考成法，使“政体为肃”，是史家所承认的。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①《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②《张太岳文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③《明神宗实录》卷十一，万历六年正月乙巳。①《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万历二年十二月壬子。②《张太岳文集》卷四○《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第五节边事安排张居正一直关注北边形势，按他的说法：“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③他虽然说过，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都不足患，但对此三者，却无不予以注意，无不下力解决。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先说足边足食。张居正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要减兵，而是要足边。他说：“天生五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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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孔子称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时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务为足兵，而务为去兵，则唐之季世是矣。”但足兵不应当是盲目的，“足食乃足兵之本”①。张居正在给顺天巡抚的一封信中反对盲目增兵：“贵镇清查虚饷万有余人，数十年宿蠹一朝剔去。司国计者，方且啧啧称羡，乃闻近日又欲募卒补伍，是以弊易弊也。且南兵工食在常额之外，方患无以给之，赖此补数，似不必更招浮淫以滋冗滥也。”②足食当然不能只靠清查虚饷，关键还在于恢复屯政。兴屯政则食足，食足则兵足，这是张居正解决足边足食的策略思想。“如欲足边，则舍屯种莫繇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切勿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足矣”。他还认为，这些话“在往时诚不暇，今则其时矣”③。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再说选择边臣。万历五年（1577），调顺天巡抚王一鹗至宣府，以原应天巡抚陈道基抚顺天。张居正认为：“宣蓟唇齿之势，异时两镇视如秦越。虏祸中于蓟则宣人安枕，虽得虏情不以实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为蓟也，乃陈公又仆素所援用者，其人达于事理，不吐不茹，萧规曹随，必获同心之济，故用陈公，则公虽去，犹未去也。”④一人之调之用，都要躬亲，都要三思，可见其对边务的关注。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在西边，先后以“勋著边陲”的王崇古、“才略明谋”的方逢时以及出于高拱门下的吴兑为总督。王崇古首先提出封贡，得到高拱、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起的作用或许更大。“昨年虏孙之降，举朝骇惧，以为不可纳。仆曰：纳之而索吾叛人，可尽得也。”①如果高拱主议，在他罢官后，张居正应不会大加渲染。方逢时当时任大同巡抚，吴兑任宣府巡抚，以两人总制一方，是因为他们都曾参与了封贡事，且能坚持封贡的方针。一段时间里，宣、大一线得以安宁。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万历七年（1579），俺答西攻瓦剌，被击败。②此行的作用是进一步沟通乌斯藏与内地的联系。乌斯藏僧锁南坚错称活佛，在俺答劝说下，致书张居正，表达了通贡的愿望。俺答也接受活佛作善戒杀的教导，准备东还。张居正发现，俺答与西僧“向风慕义，交臂请贡”，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自此虏款必当益坚，边患可以永息”③。在他主持下，许西僧通贡之请。自此，西方只知奉此僧，而内地也开始知道有活佛。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③《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①《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②《张太岳文集》卷二三《与蓟镇杨巡抚》。③《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④《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①《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两广殷石汀论平古田事》。②《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

　　在蓟、辽一线，有两员著名的大将，一是张居正极为器重、着力庇护的名将戚继光，另一是镇辽二十二年的总兵官李成梁。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因军功由参将升至总兵。万历七年（1579），朝廷议加李成梁爵位，张居正说：“李成梁屡立战功，忠勇大节为一时诸将之冠。加以显秩，良不为过。况系流爵，非世袭者，因以鼓将士敌忾之气，作人臣任事之患，亦振兴边事之一机也。”①李成梁被封宁远伯。他感激张居正，派人送以馈金，张居正拒绝接受，说：“尔主以百战得以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②张居正不但善于选择边方人材，而且亲自制定大的方略，许西番通贡即是一例。再如，东部鞑靼土蛮因垂涎王号，屡次进犯，以要挟求封。“辽东将士久苦征战，一闻虏言，遂有和戎之望。”③张居正坚决不准东部鞑靼款贡。他认为，“东虏”与“西番”不同，“非有平生恳款之素”，“非有执叛谢过之诚”，而“侵盗我内地，虔刘我人民”，如同意其要求，岂非“畏于彼而曲徇之？”再说，“西虏以求之恳而后得之，故每自挟以为重，今若轻许于东，则彼亦将忽而狎视之，他日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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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有请乞，以厚要于我。召衅渝盟必自此始。是威亵于东而惠竭于西也”。由此看来，“宜故难之以深钓其欲，而益坚西虏之心”。若“东虏不得西虏之助，则嫌隙愈构，而其势益孤。而吾以全力剔之，纵彼侵盗，必不能为大患”。这样树德于西，耀武于东，“计无便于此者”④。这篇深谋远虑的文字中包含着两个要点：其一，不受要挟，不作城下之盟；其二，对边方少数民族分而治之。万历五年（1577），土蛮入犯锦州，督抚果然遵从张居正的意见，提出只可羁虏不可媚虏，不与东部鞑靼通贡。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张居正在一首视辽东捷报的诗中写了这样两句：“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⑤他名义上是在称颂皇帝，暗中恐怕很有几分自得。北边形势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确应归功于他的筹划。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③《张太岳文集》卷四三《番夷求贡疏》。①《明神宗实录》卷八七，万历七年五月丙辰。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③《明神宗实录》卷六三，万历五年六月丁卯。④《张太岳文集》卷二九《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⑤《张太岳文集》卷一《辽左奏捷》。

　　第六节捐上而益下张居正执政遇到的内部问题主要是入不敷出，财政拮据。隆庆元年（1567）户部题报：“查得本部额派每年应入太仓钱粮各处民运夏税秋粮马草地亩花绒等项折银共一百一十六万余两，各运司盐银共一百三万余两，每年应发各边主客年例该银二百三十六万余两，在京各衙门各营卫所官员折俸料草布花商价等项该银一百三十五万余两，即使常赋尽数完解，尚欠银一百五十二万余两..通算本年入数比出数当少银三百四十五万，无从措处，必须广集众思以求其济。”①张居正解决难题的方针，就是捐上益下。所谓捐上益下，即倡导宫中力行节俭，度支慎加算计，则可不加征而扭转国用不足的局面。由于所处的地位，张居正能够比以前的执政者更坚决地提出和实施捐上而益下的方针。如太监请买金两珠石，张居正说：“今户部钱粮十分缺乏，各边求讨月无虚日，实难支持。乞暂停此举，少苏民力。”此事遂罢②。神宗要铸钱供赏用，张居正说：“臣等看得先朝铸造制钱，原以通弊便民，用存一代之制。..今若以赏用缺钱，径行铸造进用，则是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府，大失旧制矣。”③神宗要修慈庆、慈宁两宫以取悦太后，被张居正挡了驾：“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原，工作为大。慈庆、慈宁两宫俱以万历二年兴工，本年告完，落成之日，臣等恭诣阅视，巍崇彩绚，无异天宫。今未逾三年，壮丽如故，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是岂规制未备乎？抑亦敝坏所当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①神宗要征用光禄寺金，也被张居正劝阻：“窃惟财赋有限，费用无穷，积贮空虚，民膏罄竭。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埸意外之变，可为寒心。此后望我皇上凡百费用痛加樽节，若再有取用，臣等亦决不敢奉诏矣。”②万历四年（1576）十二月，十四岁的皇帝与张居正在文华殿有一段颇为感人的对话：神宗举御袍示辅臣，问：“此袍何色？”张居正以青对。神宗说：“紫也。服久而渝耳。”张居正说：“此色既易渝，愿少制。世宗皇帝服不尚华靡，第取其宜久者而用之。每御一袍，非敝甚不更，故其享国久长，未必不由于此。窃闻先帝则不然，服一御则易矣。愿皇上惟以皇祖为法，能节一衣，则民间数十人受其衣者，若轻用一衣，则民即有数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神宗深以为然。③这一番对话恰如父辈谆谆教诲子侄。联系到后来神宗热衷于“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库”，张居正在位时的规劝和约束作用是很明显的。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①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六《国用考》。②《明神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十一月庚戌。③《张太岳文集》卷四三《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①《明神宗实录》卷六二，万历五年五月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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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明神宗实录》卷八五，万历七年三月丙午。③《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万历四年十二月庚申。

　　在规劝于上的同对，也考虑到下民的实惠。隆庆六年（1572）六月诏书，将嘉靖四十三年至隆庆元年拖欠钱粮，除金花银外，悉从蠲免。隆庆二年至四年拖欠钱粮减免十分之三。万历二年拖欠七分之中，也只征三分。鉴于“民犹以为苦”，万历四年七月，张居正提出：“查各项钱粮，除见年应征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带征者，除金花银遵诏书仍旧带征外，其余七分之中，通常年月久近，地方饶瘠，再行减免分数。如果贫瘠不能完者，悉与蠲除，以苏民困。至于漕运粮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仓米足支七、八年，而太仓银库所积尚少。合无比照先年事例，将万历五年漕粮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粮多及灾伤地方征纳。夫粮重折轻，既足以宽民力，而银库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矣。”①户部开出一份很长的当蠲免和当改折的单子，蠲免主要包括：隆庆二年至四年解京折色钱粮拖欠者五十四万九千六百余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金花银拖欠者六十五万九千九十五两，免嘉靖年间所欠；隆庆二年至四年边镇钱粮拖欠者五万二千多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盐课拖欠者十三万三千五百余两，除票税银外蠲免。改折主要包括：万历四年所征五年起运者，除额例改折外，其余部分改折十分之三，计折米一百一十四万六千六百余石，按粮数多少和水旱灾害轻重分配于各地，无论正兑改兑每石粳米折银八钱，粟米每石七钱。②这张单子可以给我们一个细民受惠的数量概念。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①《张太岳文集》卷四○《请择有司蠲通赋以安民生疏》。②《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万历四年七月丁酉。

　　第七节度田、条编条编即一条鞭法，到张居正执政时已在局部地区，主要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一带，推行了几十年，毁誉不一。张居正对一条鞭法持赞同态度。万历五年（1577）正月，户科都给事中光懋上疏称，行条鞭法使“商贾享逐末之利，农民享乐生之心。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不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今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于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户部的意见是：“今后江北赋役务照旧例，在江南者听抚按酌议。”①为什么江南尚可行之，江北大为不便，光懋的奏疏和户部的答复都没有作具体的分析。张居正当时对一条鞭法能否广为推行大概也没有把握，他在另一处说：“条鞭之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之：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尝为一切之政以固也。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而害于小民，是岂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也。”②虽作如此解说，张居正还是相信：第一，地域的差别不应当是推行一条鞭法的障碍。第二，白栋在其地推行一条鞭法不应视为过失。他所拟旨云：“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③随后，在给山东巡抚李世达的信中又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白令访其在官素有善政，故特旨留之。”④张居正真正下决心全面推行一条鞭法，是在全国度田之后。自明中叶以来，土地失额一直是严重的问题，局部地区的土地清丈时有举行，但没有形成全国的规模。万历五年，张居正建议料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挠法者，下诏切责之”①。在一段时间里，度田没有形成很大的声势，这或许和张居正丧父，因而引起朝廷上的大辩论有关。福建最早完成度田。万历八年（1580）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抚臣劳堪以闻，部覆谓宜刊定国书，并造入黄册，使奸豪者不得变乱”②。而在同时，山东还在为数量并不大的勋戚茔田打官司。“户部疏称：山东抚按何起鸣、陈功所奏，邹平县会昌侯孙忠茔田地九顷，胶州阳武侯薛禄户丁承种祖遗田地三十七顷。复查不系钦赐之数，优免又无明文，可据议各量除二顷以为祭祀之资，其余照依民地例纳。”③直到这一年的十一月，户部才奉旨制定各省直清丈田地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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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清丈之期，行丈量之法，严禁欺隐，“上依其议，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劳扰”④。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①《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②《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鞭》。③《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④《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②《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③《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④《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万历八年十一月乙亥。

　　不到一年，清丈一事有了很大的进展。以地区而言，山东丈出民地三十六万多顷，屯地二千二百多顷；顺天八府支出土地共二千八百多顷。以类别而言，屯田御史沈阳查出勋戚冒滥庄田二万二千多顷。有一事例很可说明清丈的彻底：蒲州守御千户所屯地在临晋等县，山西抚按借口非本省所辖，不行丈量，直隶抚按不知所在地方，概称额数免丈。万历九年九月，户部奏称：“屯地犬牙相制，各省直坐落本境者少，跨在别境者多，减于原额者少，加于原额者多。宜敕抚按官互勘交查，有过额数多者照军民各地当差，姑免入官，庶正额咸复，永无隐射之弊。”①正因为朝野普遍重视清丈，万历年间土地额数才有很大的增长。资料个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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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田全面实施，张居正认为时机已到，于万历九年（1581）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当然，这里所说的在全国推行，只是就朝廷的命令而言。有些边远地区要在几年之后，甚至十数年之后，才完成这个转变。但是，在这一新赋役法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张居正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①《明神宗实录》卷一一六，万历九年九月丁卯。

　　第八节从“夺情”到抄家万历五年（1577）九月，张居正父亲去世，死讯传报京师，使张居正处境异常尴尬。按照制度，父母去世，官僚当回家守制。而在其时，已形成朝廷不可无张居正的局面。另一方面，张居正对得到的权势也不无留恋。户部侍郎李幼孜等倡“夺情”之说，议留张居正于朝，②内阁吕调阳、张四维疏引前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乞请挽留张居正。神宗随即下旨，要他“为朕劝勉，毋事过恸”，一过七七，照旧入阁办事。张居正三疏乞终制不许，即吉服视事。这事在朝中引起了轰动，不少官员因弹劾他“忘亲贪位”、“厚颜就列”而被治罪。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锡爵赶去见张居正，为众官求情。张居正“勃然下拜，索刀作刎颈状，曰：‘上强留我，而诸子力逐我，且杀我耶！”③一些史书都以嘲讽的口气记述这一情节。其实，正是在这件事情上，反映出张居正个性极强。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张居正的报复心理同样极强。如万历四年正月，御史刘台对他加以弹劾，措词严厉。张居正怒辩，伏地泣不肯起，直到刘台被除名为民方止。同样，对于反对“夺情”的官员，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种报复心理导致他作出以下决定：禁毁书院。因有人聚徒讲学，讥议朝政，甚至扬言张居正“专制朝政，必当入都，昌言逐之”①。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命毁天下书院，将“各省私建书院俱改为公廨衙门，粮田查归里甲，不许聚集游食，挠害地方”②。尽管他为自己辩解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③他所不满者，是讲学者对名卿硕辅每诋之，但这一极端粗暴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他个人的恩怨所决定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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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张居正提出回乡为父亲治丧，获准。神宗嘱咐他：“卿未行，朕已悬望，宜蚤襄葬事，星驰赴京。”又敕谕吕调阳等：“朕冲年践祚，凡事都赖元辅，卿等所知。今暂准给假，一应事务都宜照旧，若各衙门有乘机要行变乱的，卿等宜即奏知处治。大事还待元辅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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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甚至要“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六月，张居正在神宗催促下，上路还京，途中引起极大轰动。有人作了如下描述：“张

　　江陵再起时，所过州邑，邮传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江陵犹以为无下箸处。至真定，太守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一闻，诸郡县转相效尤，吴中之善庖者，召募殆尽，皆得重赏以归。普又创步舆供奉，前为重轩，后为寝，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左右各令一童子侍，为挥箑注香，凡用卒三十二人舁之。”①张居正尚奢侈，“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②，在士大夫间造成很大影响。而像回京途中的享乐，实在太过分了。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②《明神宗实录》卷六七，万历五年九月乙卯。③《明神宗实录》卷六八，万历五年十月乙巳。①《明神宗实录》卷九五，万历八年正月己未。②《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③《张太岳文集》卷三○《答宪长周友少明讲学》。④《明神宗实录》卷七三，万历六年三月辛酉、丙寅。①郑仲夔：《玉麈新谭·偶记》卷四《步舆》。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士大夫华整》。

　　回到京师的第八天，张居正就上疏，请求惩治弹劾他的员外郎王用汲。王用汲被削籍为民。他又怨恨张四维处分太轻，“厉色待之者累月”③。由于权势越来越大，张居正对反对他的言论，已到了朝闻夕报的地步。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虽然花费不小的精力来对付反对派官僚，张居正对朝政的处理仍是一丝不苟，对神宗的教诲仍是严格耐心，直到他病倒在床。万历十年（1582）三月，他不得不要求在私邸办公。在最后的八个月里，他得到了最高的荣誉，早在万历四年十月，张居正就因九年考绩，进上柱国、太傅，俸如伯爵。他一再辞谢，直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正式给太傅诰命。万历十年六月，因辽东大捷，进为太师，自李善长之后，文臣无生受三公者。六月二十日去世，终年五十八岁。谥号“文忠”。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神宗曾对张居正说过“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④云云，但在内心对张居正的管制早已厌烦。谪冯保至南京闲住，是第一个信号。弹劾张居正的官员复职，是第二个信号。万历十二年（1584），以谋陷亲王、霸夺产业罪抄张居正家，抄出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六万两，在京房宅价值一万余两⑤。神宗命尽削张居正官秩，追回所赐玺书、诏命。他的长子张敬修在被追逼家产时不胜酷刑而自杀。他的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发戍烟瘴地。资料个人收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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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对张居正的管制不满，神宗还误信人言，贪恋张府财产。于慎行认为，张居正“平生显为名高，而阳为厚实”，他以宣世之功自豪，以传世之业期子，即有所入，亦为有限。于氏尝数次得罪张居正①，他的分析当较为公允。有不少官僚都承认张居正看重名节。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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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丁比吕说在万历四年的科考中以“舜亦以命禹”为试题，“殆以禅受阿居正”②，更是无稽之谈。即使有阿居正之意，也绝与禅受无干。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在几十年内，无人敢为张居正辩白。直到熹宗即位后天启年间，朝野才开始对他重新评价，为他恢复声誉。

　　对于身后的毁誉荣辱，张居正不能说置之度外，但应当说，他确有所悟。湖广巡按要修建三诏亭，以志皇帝对首辅的眷恋。他不同意，说，“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又说，“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宁，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诸所谓三诏者乎”③。这种豁达的态度，在那个时代的官僚中着实难得。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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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用一句话来评价张居正一生的是非，那么，不妨引用他自己的话：“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他的确是“有瑕而为玉”者。④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③《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传》。④《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丙子。⑤《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八，万历十二年四月乙卯。①《明史》卷二一七《于慎行传》。②《明史》卷七○《选举二》。③《张太岳文集》卷三二《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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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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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作者：庞乃明来源：《人民论坛》2016年第28期

　　【摘要】张居正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改革事件。张居正改革时期通过调整海外政策舒缓海上压力，维护海上安定，并采取措施加强同西方的关系，对晚明时期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关键词】张居正改革对外政策【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以隆庆改元为契机，明朝的海外政策出现了较大调整要讨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对外政策，首先要弄清张居正改革前的东亚国际形势。如果以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张居正步入权力中枢——内阁为界，此前影响明朝海外政策的外部力量主要是葡萄牙人和日本人。葡萄牙人在明武宗正德年间已经来到广东沿海，其外交使团还曾深入首都北京，嗣因葡人拒不退出其所占领的朝贡藩属满剌加，加之他们在广东沿海的海盗行径，从而引发中葡两国的海上冲突。葡人战败，被逐出广东，明朝方面则在广东厉行海禁，禁止朝贡贸易之外的民间贸易。葡人无奈，只好北上闽、浙，与当地商人进行走私贸易。日本方面，因为倭寇不断骚扰，明朝初年的中日关系并不顺利。永乐以后，中日之间发展出一种勘合贸易，断续存在百余年。但受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争贡事件的影响，以及倭寇问题的再度出现，勘合贸易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被叫停。此后明朝遭受空前严重的倭寇侵扰，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倭患才渐次平息。需要指出的是，倭寇虽以日本人为主体，但其中也不乏中国沿海的走私商人以及来自西方的葡萄牙人。在明朝的军事打击下，葡萄牙人逐渐退出浙江、福建沿海，并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与广东方面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以后，葡萄牙人陆续入驻澳门。广东的对外政策松动了。而在闽、浙地区，因为明朝海禁甚严，起而抗争的沿海私商甚至成为倭寇群体的核心。在与倭寇的长期斗争中，许多有识之士已深深认识到，严重的倭患与严厉的海禁密不可分，“寇”与“商”同样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盗”，“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因此，要想结束私商勾倭的被动局面，恢复东南海疆的海上安定，开放通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以隆庆改元为契机，明朝的海外政策出现了较大调整。隆庆元年，在张居正的参与下，以徐阶为首的明朝内阁批准了福建巡抚涂泽民开放海禁的请求，允许福建商民从海澄月港出海，在除日本之外的东、西二洋进行通商活动。从参与人数之多、贸易规模之巨来看，东洋吕宋是月港对外贸易的重点所在，而这时的吕宋岛已沦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所以，月港—吕宋贸易的实质乃是中西贸易。明神宗即位后，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在推行内政改革的同时，继续稳定对外开放，逐步完善海外政策，使隆庆以来的开放格局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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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改革时期的开放政策主要集中在经贸层面

　　在对葡政策方面，从万历元年（1573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明朝对澳门葡萄牙人的大政方针逐渐确定下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承认葡人居澳地位，发展严格管制的中葡贸易。通过与澳门葡人的长期接触，广东方面已逐渐感受到其以贸易求利为主要目的，不会轻易给中国制造麻烦。于是他们绕开朝贡体制，打着“资贸易以饷兵”的旗号，不断发展与葡萄牙之间的务实商贸关系。从万历二年起，明朝向居澳葡人征收地租银，每年五百两，明末一度增至一万两，葡人在澳租住地位得以确定。其次，在澳门北面莲花茎上修建关闸，设兵驻守。每月逢一、逢六开关，以此限制葡人任意进出内地。而在此前的万历元年（1573年），明朝已设广州海防同知于雍陌，以便就近弹压。此外，香山方面还在澳门设立保甲，加强对居澳葡人的管控约束。三是制定税则，照章抽税。大约从隆庆五年（1571年）开始，明朝对澳门葡船采用“丈抽之例”，按照船舶大小征税，西洋船定为九等，东洋船定为四等，由广州海防同知、广东市舶提举和香山知县一同前往，丈量征收。四是定期开办广州集市，方便葡商购销货物。从万历六年（1578年）起，明朝允许葡萄牙商人每年进入广州一次，在官方组织的定期集市上推销进口货物，采购中国商品。这被称为最早的“广州商品交易会”。万历八年（1580年）后则可一年两次进入广州。此后的广州集市逐渐发展成一种常设性、制度化的外贸商品交易会，一直延续到崇祯年间。五是“联夷制盗”，即借助葡萄牙人剿灭东南海盗。早在嘉靖年间，福建方面已用葡萄牙人剿灭海盗林剪，张居正当政后延续了这一策略。隆庆二年（1568年），粤海巨盗曾一本围攻广州，俞大猷邀请葡人助剿，获得成功。万历八年（1580年），澳门葡萄牙人又向两广总督请缨，希望与官军一道征讨远在柬埔寨的海盗林道乾。在对西班牙方面，张居正改革时期发展对西关系的目的有二：一是“联夷制盗”，借西班牙力量打击、消灭沿海海盗，维护明朝专制统治；一是藉通商增加税收，解决东南财政危机。而通过开放海禁，允许漳泉商民出海贸易，与西班牙人建立相对牢固的政治经济联系，又可将上述目标整合起来。万历三年（1575年），福建把总王望高等在追踪海盗林凤时到了菲律宾，意外得到西班牙殖民当局助剿林凤的口头承诺。菲律宾总督则适时组织使团出使中国，希望藉此加强与中国的通商贸易关系。此后被西班牙人包围的林凤机智逃脱，中西之间的军事合作未能实现，但西班牙人的“慕义”之举还是获得明朝方面的高度赞赏。针对月港开放后对西贸易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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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增长的实际状况，福建方面将原设于嘉靖后期的海防馆加以调整。海防馆的前身为靖海馆，专以缉捕海上走私为主。职能调整后，海防馆演变成管理商民出海的机构，再后则更名为督饷馆，成为名符其实的外贸管理机构。隆庆六年（1572年），漳州地方颁布《税银则例》，确定了外贸征税的基本原则。万历三年（1575年），更为详细的“海禁便宜十七事”正式出台，外贸税收的税种、税率大致固定下来。计有引税即外贸许可证税，和水饷、陆饷、加增饷等。水饷即船舶税，按商舶大小征收；陆饷为商品进口税，按货物多少计值征税；加增饷之征税对象为从吕宋返航的“空载”商船，它们不载番货，只有番银，所以每船征收一百五十两的加增饷。据此可见，准贩东西二洋以后的议征商税，引额、商税的调整变动，海防馆职能的根本转变，皆在张居正当政时期大体完成。从总体上看，张居正改革时期的开放政策主要集中在经贸层面。囿于华夷观念的限制或束缚，张居正等人不仅把葡、西二国理所当然地归类于夷狄之列，而且用朝贡模式规范引导欧洲使者的来华活动。西班牙使团出使福建，葡澳代表拜谒两广总督，中国方面无不按外藩陪臣的行为规范严格要求。一些人甚至以接受吕宋西班牙人的所谓“朝贡”为耻辱。由于中西之间外交理念的较大差异，所以在中欧经贸关系获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中欧政治关系并无多大进展。在对外文化关系方面，明朝对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要求一概回绝。前述菲律宾总督派往福建的外交使团即以奥古斯丁会士拉达、马任为主，他们肩负通商、传教的双重使命，但传教愿望未能实现。万历六年（1578年），圣方济各会士彼得·德·奥法罗率团前往广州，请求在广东传播福音，学习中国语言。广州当局把他们送到梧州，听由两广总督安排。两广总督刘尧诲拒绝其传教要求，禁止其在中国居留。这批来自西班牙的传教士一些获准进入澳门，一些取道漳州返回吕宋。而对于可以为我所用的海外军事技术，如来自西方的佛郎机炮、火绳枪，及其火药配方等，则来者不拒，仿制推广，所以在京东蓟镇、昌平等地，戚继光仿制装备了数以万计的佛郎机、鸟铳等欧式火器，成为吸收西方军事长技的先行者。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这些做法，大体为后来者所效法。自主调整内外方略，坚持弛禁开放是张居正改革时期对外政策的亮点所在张居正改革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探索，既坚守传统，又讲求变通，为后人应对国际形势新变化、发展务实开放的对外关系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首先，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避免被欧洲海上强国殖民侵占的前提下，自主调整内外方略，坚持弛禁开放，将对外关系逐渐落实到经贸层面，体现了以张居正为首的明朝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精神，是张居正当政时期对外政策的亮点所在。其次，在守护传统的同时，探索模式与制度创新，给后人留下对外贸易的宝贵遗产。隆庆以后，明朝在与葡萄

　　

篇十一：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张居正十年改革让明朝至少延长了半个世纪，他做了什么？

　　本文导读：

　　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早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向嘉靖皇帝呈递过《论时政疏》，分析当时明王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与社会积弊：

　　1.宗室藩王骄纵恣肆，目无王法;2.官吏荒废本职工作，吏治因循腐败;3.将领能力下降，武备废弛;4.边疆危机日益加剧，国家防备力度不够;5.财政状况恶化，连年赤字亏空。

　　与这五大积弊相对应，张居正还提出了五大解决办法，主要是：抑宗藩，整肃吏治，修边备，整顿财政，上下沟通。此奏疏极具洞察时弊的远见卓识，初步展现了张居正的政治眼光与治国韬略。

　　从万历初年(1573年)担任内阁首辅开始，张居正实际掌握了大明王朝的大权，得以推行全面改革计划。面对持续了三十年的混乱朝政，他以“磊落奇伟之士”的姿态，雷厉风行地对政治、经济、法制、边防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整顿吏治——考成法中国古代社会以人治为基础，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吏治，因此张居正的改革首先从整顿朝中的腐败吏治开始，进行以考成法为中心的政治改革，以清除官场的颓靡之

　　风。凡是六部、都察院等中央政府部门，把朝廷政令转发给

　　地方政府，根据事务的缓急程度及路程的距离远近规定相应的处理程序与时间限制，把拟办的公事分门别类进行登记，并按照进度每月办理注销手续。同时，必须另外编制两本文册，一份送六科备案跟踪进度，一份送内阁考查。六科收到文册之后要逐一核查，核查完毕，在下个月陆续完销表明处理完毕。此后上下半年还得总结一次。如果查明有公文拖延处理或期满不实的情况，则应立即上报内阁，同时责令地方政府从严查处。每月、每半年、每年都需要总结考核一次，直到所有登记在簿的事件都以处理完毕。若期间有官员不按规定执行，则必须究其责任予以惩处。

　　考成法成功地加强了内阁的行政权力与政治地位，并且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使内阁成为明朝政府的权力中心。同时，考成法还大大提高了六科的监察职能，充分发挥了监察机构的作用。

　　洪武、永乐年间因未通过政绩考核而被罢黜的官吏不过数十人，然而万历初期因考核被罢黜的官吏却有近两千人。庸官贪官的数量如此大量的增长，既说明明代中后期官场风气的败坏，也表现出考成法对官员考核的严苛程度。

　　2.削减特权——裁革驿站

　　明代沿袭元代制度，在全国各地设有驿站。驿站是为了加强重要对周边地区的统治而设立的机构，是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之间相互联络的主要方式，用以传递重要公文和军情。从京城到边远地区，凡设县治和军卫的地方都有驿站可达。

　　明政府需要靠这一庞大的交通体系来维系统治。明初有严格规定，因公事出巡等事需持有勘合的官员才可以使用驿站，勘合上注明事由及地点，用完后需立即交回，且若非有军务和国家大事不得发放勘合。但到了明代中后期，这一规定已名存实亡，兵部随意填发勘合当人情送人，各级官员或倚仗权势长期不交回，或随意出借亲友，循环终身使用。

　　驿站其实就是负责沿途接待，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有勘合，随时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且所有的衣食住行都可以在驿站解决，最为关键的在于自己还不用付钱。

　　3.赋税改革——清丈及一条鞭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征收赋税，而赋税则主要来源于向田地所有者征收田税，分夏秋两季征收。明代中期之后，登记的田地和人头数早已失实，田地因难民大量抛荒、权贵土地兼并隐匿偷税而流失严重，征粮地比明初时期减少了一半。明代还有个极其特殊的现象，即豪强所兼并占有的大量土地中，既有权贵强取豪夺的，也有百姓自愿投献的，究其

　　原因就在于明代的赋役负担越来越重，百姓已难以承受，不得不投靠权贵，而百姓只需要向权贵上交比需向朝廷上交的税费数额少的费用。同时，权贵与官吏互相勾结，权贵以特权瞒田避税。

　　万历六年(1578年)正式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数目，由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丈量各个府州县的一切生产用地，按照实际田亩分上、中、下三等公平纳税，详细审核。明代中后期仅有的一次清丈田亩以核定赋役的大工程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陆续完成，成就十分显著：全国范围内清查出隐漏逃税的田地总数目高达一亿八千万亩，与张居正开展清丈田地这项费时费力的工作之前相比，全国田亩面积增加了35%。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避免“民力殚残”而重蹈王朝崩解的覆辙，张居正在清丈田亩卓有成效的基础上实行了赋税制度的改革，下令在全国推行曾遭受过各种抨击后逐渐完备并切合实际的“一条鞭法”。其内容实质是把田赋、徭役及各类苛捐杂税合并为一，一律折算成银两交纳，条目简明，官收官解，方便征收与督责。百姓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若需要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向百姓征收的役银由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转变为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摊丁入地”。

　　张居正改革到底是否延长了国祚答案是肯定，首先看一下历史上是怎么评价的?

　　1.万历皇帝对新政的成果也非常赞赏，曾在议政时对张居正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

　　2.时人评论此举(清丈土地)的功绩说，清丈以后田地赋税得到整顿，这种有序状况至少可以维持四五十年而不紊乱。

　　3.《明神宗实录》中精辟地概括了万历新政的政绩：“十年内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十年，冏寺(太仆寺)积金钱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清邮传，核地亩”。最后言简意赅地总结说，张居正的确是一位经世济国的人才，“洵经济之才也”。张居正在此次改革中的闪光点，如敦本务实、随时制宜、因民立政的改革原则，以及不论门第、不重资历、唯才是用的用人原则等，在当今社会中依旧可以成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历史经验。

　　张居正病故后，清丈田亩即刻停止，张四维继任首辅后恢复了朝廷官吏使用驿站的特权，申时行升任首辅之后又废除了用以考核监督官吏的考成法，朝廷官吏不再受到严苛约束，改革被彻底废止，“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同时，万历皇帝逐渐荒于政务，内阁首辅碌碌无为，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直至明朝最后灭亡也再没有一个能通观全局而洞察时弊从而力挽狂澜的人出现。

　　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在当时看来具有一些积极作用。一条

　　鞭法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考成法提高了官员的办事效率。从短期看，富国强兵。但是从长远来看，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一条鞭法对明朝的不利影响越来越凸显。

　　毕竟以富国而不以富民为目的的改革，注定是涸泽而渔，暴富一次，然后完蛋。一是征银代替征实物。实际上加重了农民负担，但朝廷财富迅速增长。政府放贷给农民，听着好听，实际上农民难以获得，既便获得，也要付出远比官方利息高额的代价。二是打开土地私有的大门。明太祖朱元璋深知土地兼并之害，禁止官员占有大量土地。张居正改革允许官员兼并土地，虽然政府征收税额增加，但实际是盘剥农民而得。三是绩效考核。以税赋考核官员，官员当然无所不用盘剥百姓，以求政绩。最后的结果，朝廷有钱，百姓开始造反。

　　

　　

篇十二：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我心中的伟人张居正——读《明朝那些事》有感

　　什么是伟人呢？大部分人都会说“就是伟大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才算的上是伟大呢？这个暑假我有幸读到了《明》这本书，并且已经从这本书中找到了一位伟人的典型范例——他就是张居正。

　　《明朝那些事》从朱元璋起兵开始，到崇桢皇帝在京城内发出绝望的呐喊，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缤纷展现，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比如神机妙算刘基，作战勇猛的常遇春，力挽狂潮的于谦……而最让我难忘的，却是一个奇特而复杂的人——张居正。

　　张居正嘉靖四年生，湖广江陵人。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异常聪明，当时的主考官员为了锻炼他，便借此机会游厉四方，看见了哪些卖儿卖女，只为吃一口饭的难民。他知道贫苦百姓也是人，在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利。当他坐在高权利的宝座上，他心里依然装着这些百姓，把枪口对准了他官场腐败的所有官员。

　　此后，他作为内阁首辅，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在他的努力下，大明王朝版图急剧扩张，国库贯朽粟陈，百姓安居乐业，官员克己奉公，大明王朝建制两百多年，终于走到了国富民强、四方臣服的帝国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缔造者，就是这位伟人——张居正！

　　要知道，张居正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绝不会想不到一旦改革会触犯到太多人的利益，有可能与满朝文武为敌。但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那些与他并无太多关联的普通老百姓能安居乐业，为了不辜负明朝已故老臣以及万千子民的重托，他愿意牺牲所有的“小我”，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足见他个人内心的挣扎！也足见他个人的伟大！他勇敢地接过了前人的“火把”，用光明去驱散无边的黑暗……

　　为了贫苦百姓，张居正登上高位，冒着贵族的利益，实行改革。作为大明的中流砥柱，张居正面对经历了宦官弄权、奸臣当道、主上昏庸、边患迭起的大明，毫不畏惧，勇往直前，历十余年而遏制了宦官，清明了吏治，安定了边防，主上（隆庆皇帝和万历皇帝）在他的教导、督促和约束下也展现出了励精图治的态度与风范。对于几乎亡于嘉靖和严嵩之手的大明可以说是居功至伟！张居正是我心目中明朝最伟大的政治家，没有之一。

　　

　　

篇十三：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一代名相张居正(沉毅渊重)梁启超明代唯一的政治家（第一集最失败的教育）历史和人生一样充满了遗憾！（第二集天才落榜之谜）天才在考取举人的时候失败了，这场失败是由主考官们设置的软打击。此事后顾麟向其说明。（第三集少年恩怨）一个人童年的心理伤害，往往会决定他的人生————————弗洛伊德（心理学家）人的身份一特殊起来，人的心理也就会跟着膨胀起来。张居正文学天赋的三个疑问：1.看不到少年时候的作品2.他成年后的文学作品文采也不突出3.顾璘阻挠张居正中举天才张居正：独特的思考力和分析问题的眼光第一次乡试落榜（13岁）：非凡的理解力和面对挫折的态度。第二次落榜：研究重点放在了西汉政论文而非明代的八股文的写法。个人恩怨：心机很重。矛盾先公开化，为以后的处理埋下伏笔。

　　在心灵的世界里头不是善战胜了恶就是恶一时战胜了善大善者也难免会有小恶大恶者也难免会有小善。

　　（第四集直面奸相严嵩）首先面对的问题：人事关系人很简单，事很简单，可人事就不简单了。明代凡是在翰林的有可能成为首辅，担当宰相必须是翰林的最高长官。就是最高学府的长官。

　　张居正城府很深，不用过分卷入斗争的漩涡（虽然靠近权力中心，但是官很小），只要分寸拿捏的好，把握得住，完全可以从这些政治斗争中学到很多东西。-----------------政治天赋和政治斗争的学习张居正经历的政治斗争（岗前培训）：1.夏言和严嵩的斗争（在政坛姿态决定处境）2.严嵩跟徐阶的斗争3.徐阶跟高拱的斗争4.高拱和张居正的斗争夏言和严嵩的斗争：严嵩搞夏言1.离间：利用矛盾2.借势：要了解上司和周围的人。

　　第五集向左走向右走严嵩（善于弄权）已经赶下夏言对目光短浅的人：小细节干扰（弄游牧民族鞑靼）徐阶退敌之策的玄机：(告诉血气方刚的张居正做事做官要动脑而不是一时之勇气！)有时就需要缓兵之计

　　1.提出可操作的办法2.让嘉靖皇帝觉得可以依赖（站在嘉靖角度看问题）3.不和严嵩矛盾这个事情过后张居正站入了徐阶阵营（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此后严嵩开始打压徐阶阵营人物，但张居正除外。原因：接触。保持与严嵩的良好关系（虽然政治决裂）。不避讳。

　　有些东西你越藏着掖着越摆在暗处越让人猜忌越摆在明处越让人放心

　　当时在官场就是凭借不卑不亢的气度才被其器重的。徐阶老师把各种斗争技巧，细节，内幕交给张居正。对其的培养。十年后，徐阶，毕其功于一役！！！策划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搞下严嵩集团！

　　第六集决胜三字真经

　　心理学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孤独的，因为孤独，我们才渴望交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徐阶搞倒严嵩的三种手段：（沉默，不作为，避免和严嵩针锋相对，因为实力未达到，还不能扳倒他）1.忍。（一为忍气二为吞声）2.藏。（藏实，藏锋）因为藏住了锋芒，所以就藏住了实力，这样的藏，这样的忍，才有

　　意义。3.智。（最后机会到了，实力够了，也要讲究智斗。）十年后，徐阶，毕其功于一役！！！策划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搞下严嵩集团！细节决定成败！

　　第七集是敌人是朋友朋友分面子上的和里面的。面子上的关键时刻掉链子，里面的雪中送炭。拍马屁是锦上添花，真情意是雪中送炭。深沉有城府人莫能测------<明史·张居正>严嵩：晚景很凄惨

　　一个人在官场上要是只有同盟或者只有政敌却没有朋友我觉得那就悲哀了那说明你的人性已经被彻底异化--------<郦波读史有感>

　　要取而得之要扳倒上一个（中国）

　　高拱和张居正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

　　第九集妙计初安天下张居正进入内阁后快速提拔：五品提至三品副宰相

　　三大治世的宰相齐聚内阁：徐阶，高拱，张居正张居正的行政风格：1.远在京城洞悉天下（鞑靼部安达的孙子来降，边关主帅还未通报，张居正信函已到）

　　政治敏感度2.行政作风极其干练（言简意赅，切入主题）3.勇于任事（内阁是老末，首辅李春芳，副辅高拱）4.政治家的眼光和高度

　　事情终归有各种各样的发展方向你只要努力去做谋划好工作再努力一些不愁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郦波·读史有感>

　　张居正的解决方法：（以静制动）1.不要怕2.敌不动我不动3.不要有什么顾虑务必全力应付此事

　　张居正的策略（封贡互市）：1.以和备战2.只能卖广锅给蒙古人（不能制作兵器）3.通过三娘子实现蒙汉和平

　　第九集宰相打架事件

　　隆庆时期高拱和张居正关系是同盟关系首辅高拱（沉不住气，而且很傲，而且是急脾气）次辅张居正老末殷士谵高拱和殷士谵打起来了（殷士谵想进内阁找高拱，高拱不帮忙，想提亲信张四维。殷士谵有宦官陈洪引进内阁：又是钱收买）

　　高拱做的事情不少，但是经济依旧萧条，财政依旧赤字。只有制度上的变革，才能促使根本的改变。-------<郦波·读史有感>

　　宰相打架事件背后的三点信息：1.高拱的政治地位达到顶峰2.张居正和高拱的关系非常好3.高拱有性格缺陷（肚量小，不能容人）第十一集谎言与真相人言可畏：高拱和冯宝斗争的昏天黑地；而张居正捡了个大便宜。失败的时候很少想过自己的失误，而总是埋怨别人。第十二集宰相与太后关系之谜张居正思想很活：给李太后加封号。维护她的兴趣爱好。把太后的宝贝当自己的宝贝。

　　爱情这个东西不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往往是当局者清旁观者迷可能有些什么却又不足与外人道--------------------<郦波·读史有感>

　　第十三集紫禁城的意外

　　王大臣事件：原来是戚继光的逃兵，而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心腹，于是跟冯保商量此事。而当冯保上报时主谋为高拱，冯保故意要搞前首辅高拱。虽然高拱已经被罢黜。高拱曾经两次未提拔秉笔太监冯保为掌印太监。而冯保是很有才的。其实张居正和高拱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冯保审案凸显的问题：1.冯保喜欢挑事（张居正刚上任不久需要政治稳定，既然想结盟，又挑事）2.说明冯保政治眼光不远3.冯保有实力搞动大局（只要想）

　　冯保要借王大臣案报复高拱，面对高层对张居正别误解为冯保与其联合起来陷害高拱，张居正：居正一心报国

　　只知鞠躬尽瘁惟愿死而后已不料一片苦心连我素来敬重的大人都不能体谅罢了罢了----------------仰天长叹---送客

　　没有这份面对孤独的勇气又怎么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呢怎么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的变法者只有真正的英雄才是真正的孤独者---------------------<郦波·读史有感>

　　张居正与冯保：合而两利分则两败张居正对冯保的判断：1.冯保有实力可以影响政局2.对冯保拉打结合的斗争策略冯保的政治眼光很短。

　　王大臣事件后定下来方案，拉拢冯保。---为万历新政

　　是个人就要留一个好名声留点正气在人间

　　对于与冯保的结盟：仆虽不肖而入养君德出理庶务咸独秉虚公以运之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张太岳集>

　　第十四集弃用海瑞之谜

　　郦波认为张居正：用人问题：用新人也注意用旧人（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为难常用的办法：开诚布公，不回避）

　　用干事的人不用说话的人（变革之初，万历新政，最关键的就是观念统一）用稳重的人不用极端的人（海瑞很极端所以不被张居正重用）循吏：稳重具有实用的人。

　　第十五集神奇的考成法变法面临的两大问题：1.官僚主义问题应对方法：考成法2.变法观念问题应对方法：天道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宋史·王安

　　石传京察：堵住言官的嘴考成法：提高工作效率（政治，经济）实践很重要！！！

　　国家就像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郦波·读史有感>

　　人生“四做”：做别怕错快做别磨蹭专心做别马虎边想边做动脑筋

　　第十六集背后射来的冷箭

　　张居正针对大臣反对考成法发表的看法：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张太岳集>

　　刘台（张居正的学生）告张居正明朝第一起学生告老师事件无奈张居正要打辞职报告

　　第十七集奇招化解矛盾明代晚期农民民不聊生：徐英（徐阶的三儿子）欺男霸女------海瑞罢官

　　一条鞭法：各种苛捐杂税合成一个

　　惟是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赋税徭役繁重）日夕为念--------<张太岳集书版六答藩伯吴小江>推出考成法时大刀阔斧。很强硬。

　　清帐田亩后，就开始实行经济改革（非常谨慎）1.有效的遏制了土地兼并2.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3.释放了白银的货币功能

　　推行一条鞭法则：

　　张居正：趁活着的时候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

　　第十八集大明万里长城稳定的改革发展环境：军事力量的强大，反过来又为发展提供保障张居正的两条“长城”第一条实物，明长城（八达岭）第二条：东制西怀（培养了戚继光等人）

　　李成梁应对土蛮张居正不接受土蛮投降的理由：1.大明国力已经相当衰弱（尤其嘉靖之后）2.拉大结合（怀柔俺答：王崇古等人，智斗。东制：李成梁应对土蛮）3.轻易封王没有价值

　　戚继光：军纪严明著称。身先士卒。戚继光出塞而战的原因：1.躲在长城上无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2.戚继光找到了平原战胜蒙古骑兵的办法（借助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李成梁：打仗狠。贵极而骄，奢侈无度。1.李成梁打仗出人意料，不按常理出牌。2.李成梁喜欢杀人。

　　第十九集父亲带来的麻烦政治，经济，军事一起改革。已经小有成就。

　　人生得意须谨慎。

　　老天爷总是公平的他在给你艰辛之后一定会给你掌声但在给你掌声的时候他也往往会给你准备另外一份磨难---------------------------------<郦波·读史有感>

　　张文明给张居正带来的麻烦：1.在家乡作威作福。2.父亲的死亡

　　陷入夺情的伦理道德。

　　第二十集突如其来的官场风暴

　　全国上下都要张居正做道德的表率：回家丁忧。而万历皇帝和李太后都想挽留不要走，回家3年丁忧。都想让张居正“夺情”。反对派和他的学生都反对他。（张居正为国尽忠，而背负不孝之名）解救被万历廷杖的5位“君子”（弹劾张居正的五个鸟人）

　　张居正拔出剑，交给王西爵并跪倒在他的面前。对他说：都是我张居正，杀了我吧。超脱当时现实道德标准，伦理标准，而紧紧握住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并付出实现。需要超越时代的勇气和超越时代的智慧。一个灵魂的孤独与彷徨--------------张居正（大权在握）最喜居正无赖，本色沧海横流。---------------辛弃疾

　　第二十一集铁面查真相没有守志丁忧而是继续留任。在此之后工作风格和生活作风大变。变得奢侈和一个有理想的人，往往会对理想始终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一个能够实现理想的人，往往一开始对这个艰辛的过程做好心理准备。政治现实：政治与强权同在。一旦交出大权，万里新政就会夭折。生活上极度奢侈

　　况区区訾议非毁之间乎----------------------<张太岳集>

　　证据正夺情留任的五个条件：1.上班不拿工资2.不参加任何活动3.穿青衣角带4.签署文件加上“守制”5.请假回乡安葬父亲

　　长定堡大捷疑案：张居正应该隐忍不发。因为受封赏的都是自己人。工作作风：太操切（工作作风极端）

　　第二十二集君臣辩论赛凭借一句：国家利益之上，变得操切。（对任何人）看中万历皇帝的：1.上早朝；2.很节约。张居正在内阁未培养政治接班人。但是其培养的接班人便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的教育：家长式教育。

　　辩论赛：铸钱事件封伯事件

　　第二十三集其实不想走

　　万历八年：张居正提交辞职信。明代唯一政治家：张居正政治智慧的主要表现：

　　1.退出了万历新政改革运动2.敢于夺情风暴决心和勇气3.用相权来钳制皇权的政治策略4.他对用相权来钳制皇权的后果的清醒认识

　　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久居--------------------------<张太岳集归政乞休疏>

　　张居正操切的原因：（夺情风暴之后）1.张居正不是不知道自己越来越操切了。2.他这种操切的工作风格也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张居正没能功成身退的原因：1.万历皇帝和李太后的强烈挽留2.张居正对自己权势的留恋3.担忧（对万历皇帝的担忧）

　　因为善良却成就了不可预料的灾难这才是生活的悲剧------------------------<郦波·读史有感>

　　第二十四集抄家噩梦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张居正本来要功成身退。由于没有弄清万历的约拿情节（不作为）。万历已经与张居正彻底决裂。

　　明代嘉靖，万历：偏执固执怠政弄权贪婪

　　反攻清算的第一个人：冯保。（官场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莫须有它只是栽赃陷害里头最高级的境界。

　　大明朝真正覆灭的种子就是在万历完全推翻张居正万历新政之后种下来的。

　　第二十五集世间奇男子

　　一个人的得失毁誉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只要心无所愧就应该奔着自己的理想勇敢前行-----------<郦波·读史有感>

　　李贽（明代大思想家：看得远，看的深，洞烛观火）---------------宰相之杰

　　不管对于一个家族来说还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精神都是可以遗传的-------------------------------------<郦波·读史有感>

　　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篇十四：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高三历史常识：明朝名相张居正简介

　　对于明朝历史感兴趣的同学，可能会很轻松地说出明朝的每一位皇帝，但大家可能并不了解皇帝身边的助手。其实，掌握越多历史常识，对于我们的历史学习越有帮助，我们更容易理解历史书中所描述的历史事件。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明朝名相张居正简介，我们一起来了解明朝名相张居正。

　　高三历史常识：明朝名相张居正简介张居正是明朝着名的宰相之一。张居正是湖北荆州人，生于嘉靖四年，卒于万历十年，共享年58岁。张居正是明朝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他辅佐明神宗实行的万历新政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后来，张居正和太监冯保交好，冯保在朝中有很高的威望，但是很他憎恨当时的宰相高拱。冯保集合了多方力量，将高拱扳倒，促使张居正当了宰相。张居正得知冯保的势力，便拉拢冯保作为他的盟友，在后来，张居正在实行新政时，冯保也给予了支持。在明神宗登基后，张居正受李太后的信任帮助明神宗处理国家政事，担任宰相一职。在位期间，张居正勤勤恳恳，为明神宗处理政事建言献策，深得明神宗和李太后的重用。在当了宰相之后，便迎来了为官生涯的辉煌点，那就是推行了万历新政。张居正看到明朝长期处在积贫积弱的水火之中，便向皇上商议改革一事，并提出了一些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深得明神宗的认同。张居正在得到皇帝和太后的支持之后，便开始了对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改革。张居正在改革期间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导致他积久成疾。即使在生病期间，张居正依然坚持推行新政的实施。此时，新政在张居正大力的施行下，已经初见成效了，明朝的经济也出现了一定的复苏。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遭到保守权贵派的阻拦，为了顺利推行新政的稳定实施，张居正不怕艰辛排除万

　　难，让改革得以实施十年之久。但是长期的劳累，让张居正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于官场。在张居正去世后，他遭到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皇帝下令对张居正进行抄家，并且家属被迫害流放，张居正差点落到被鞭尸的下场，直到明熹宗上台才对张居正平反。

　　

　　

篇十五：张居正是如何舒缓明代海上压力的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让明朝在弊病中延续近五十年

　　熟悉明史的朋友对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想必都不陌生，为了解决明朝政府的财政问题，张居正实行了名为一条鞭法的税制改革，并在几年后立即收到成效，使国库的存银从亏空猛增到400万两。正因为张居正的改革，万历才有能力打赢“万历三大征”，解决明朝的内忧外患。明朝在种种弊病之下还能延续近五十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可谓是功不可没。但是这样一项貌似利国利民的改革，却在张居正死后没多久便被荒废了，其中的原委究竟是什么呢？▲张居正改革一、“一条鞭法”实施的背景张居正为什么要推行“一条鞭法”？要知道，张居正已经位居首辅之位，为何放着荣华不要而去推行这样一项得罪人的改革呢？实际上，并不是张居正没事找茬，而是那时的大明朝实在是病入膏肓了，再不进行改革真的就要完蛋了。那么，当时的明朝有多烂，总的来说，主要烂在以下四个方面。土地兼并加剧这个可以说是封建王朝的铁律了，明朝作为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明朝中叶，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日益资本化，土地兼并加剧，地方上的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利用高利贷的方式侵占农民土地，并运用各种手段和关系逃避赋税。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大批农民破产成为了流民，自耕农的数量越来越少。而明朝

　　的税收体制，是按照人头来收税的，土地上的农民越来越少，导致明朝的税源也越来越少，这直接导致了政府财政的枯竭。你问为啥不收地主豪强的，政府倒是相收但是收的到吗？地主豪强里如果有考上功名的，就按照士绅不纳税的传统可以免除赋税徭役，没有考上功名的，也可以通过贿赂地方官的方式来隐瞒自己的土地，很多地主名义上有万亩良田，但登记在册的可能不到1/2。就这样，穷人的税越来越少，富人的税又收不到，政府能不越来越穷吗。▲张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大明朝政府开支的增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与蒙古人冲突不断，导致军费飙升；二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姓皇族的数量已经极为庞大，按照明朝的祖制，皇亲国戚都要由朝廷的俸禄供养，在明初，这些人的数量还不多，政府还能负担，可如今这群人的数量已经暴涨了几十倍，政府的财政早已不堪重负。节节攀升的军费加一帮白吃干饭的寄生虫，有他们拖累，政府能有钱吗？贪污腐败严重虽然由于朱元璋的威慑，明初的官员们十分清廉俭。但是到了明中期以后，局势早已失控。像大太监刘瑾被抄家时，抄出了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万两。而大贪官严嵩被抄时，抄出了黄金30万两，白银200万两，其他珠宝数不胜数，而当时的国库存银不过才10万两。有大官带头，小官自然也就有恃无恐，多贪多占。到了万历年间，局势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明

　　太祖高皇帝朱元璋（1328年—1398年6月24日）二、一条鞭法究竟是什么张居正看出，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大明朝再不实行改革，那可真是要完蛋了。而张居正的药方就是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那么，一条鞭法究竟有哪些内容呢。根据《明史·食货志》的记载，一条鞭法的内容如下:“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总结一下大致意思就是：一条鞭法一是取消徭役，农民上交银两就可以了，然后由政府出钱雇人应役。二是取消杂税，原先的杂税折合银两，分摊到田亩上，与田赋相合并。三是将以前的田赋、杂税和摊入的役银共同合并为新的田赋，一律以银两的方式进行征收。▲明朝银元宝一条鞭法的第一条举措就是废除了实物税，一律以白银充当税赋。在明初，由于朱元璋的抑制，商品经济十分不发达，农民便以实物充当赋税，但这些实物往往与朝廷的需求并不匹配，因此造成了很多浪费。到了明朝后期，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很多农民都参与商品的买卖，手里拥有的现银远非明初可比，这使得用现金交税成为了可能，政府的税收质量由此大大提升。一条鞭法的另一个作用在于他大大简化了税制，降低了征税成本，使得中间环

　　节大幅减少。按照经济学的原理，环节越简单干脆就越难产生猫腻和腐败，张居正将名目繁多的税制统一核算为田赋，一并收取，使得地方官员无隙可乘，大大抑制了腐败行为。▲一条鞭法除此之外，一条鞭法还强调“以田为宗”即拥有多少土地就交多少税，土地越多，交的越多，促进了税赋公平。一条鞭法还通过清丈土地的方式来彻查全国的耕地，明朝后期很多大户往往贿赂地方官隐瞒自己的资产，而张居正这一招一出，直接断了他们闷声发大财的可能。仅第一次清丈，就多丈出了2.8亿亩耕地，而这些耕地多来自于富人，这意味着他们将上缴给国家更多的税赋。在张居正的推动下，一条鞭法很快取得了傲人的成绩，短短几年间，国库就存银400万两，一举扭转了正统之后国库吃紧的窘境。一条鞭法带来的充沛财力直接导致了之后万历三大征的获胜，如果没有这么多雪花银，很难想象明朝能在那三场大规模战争中支撑下去。虽然张居正的改革给明朝带来了如此多的好处，但在张居正暴毙以后，一条鞭法便立即荒废了，名义上，这项改革成果依然存在，但实际上，早已是形同虚设。▲明朝版图三、一条鞭法为何会被荒废一条鞭法为何会被荒废，既有政策上的问题也有朝中政治的问题。先说政策上的问题。固然，一条鞭法给明朝带来了种种好处，但是很快，他的弊端便显现了出来。首先，一条鞭法在北方遭遇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前面说到一条鞭法用银两彻底代替了实物充当赋

　　税。这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南方自然是如鱼得水，可是到了依然以小农经济为主，商业不发达的北方就是另一回事了。北方由于商品经济落后，农民手中的银两依然很少，根本不足以缴纳赋税。官员们往往借推广一条鞭法之机行剥削民脂民膏之实，变成“名虽一条鞭，实则杀民一刃刀也。“这使得北方农民变得更加贫困，与政府的对立情绪一度飙升。▲明朝官员除此之外，一条鞭法虽然通过简化税制的方法杜绝了一定的腐败，但是很快官员们就想出了腐败的新花样。比如，一条鞭法中要求将百姓所交的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后才能作为赋税存入国库。而由于冶炼技术不发达，碎银变为银锭势必会产生损耗，这些损耗就被称为火耗。因为火耗的存在，就必须再向百姓征收火耗钱，而这又让官员们有了可乘之机。在地方官员的小动作下，征收的火耗往往大于实际火耗，而这之间的差额就流入了地方官的腰包。这由此造成了新的腐败和浪费。虽然一条鞭法在实行中产生了问题，但是哪有一项改革从一开始就能十全十美呢？如果后续的首辅们能继续张居正的事业，那么这些弊端未必不能扫除。但是无论是大臣们还是皇帝，都对此兴趣寥寥。大臣们不用说了，谁会没事断自己财路，给自己找事。而皇帝呢？难道他不愿让自己的王朝挺得更久一点吗，常理上讲，万历应该坚决推行改革，但是由于这项改革是张居正推动的，那问题可就大了。我们知道，张居正当政的那10年，可谓是权倾朝野，人们

　　只知张太岳，而不知万历帝，面对如此功高震主，干涉自己生活，代行自己权力的人，皇帝能有好感吗。所以张居正一死，万历就抄了他的家，而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自然也被皇帝迁怒而打入了冷宫。▲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年—1620年），即明神宗总体上讲，万历本人并不讨厌一条鞭法，他讨厌的是作为张居正遗产的一条鞭法，只要自己在一天，就决不能让张居正的改革成功，决不能让他名留青史。在大臣和皇帝的有意忽略下，一条鞭法仅仅持续了十几年便形同虚设，而原本充盈的国库也因为没有新的税收来源而枯竭。讽刺的是，明朝最终灭亡，很大一部分原因恰恰是因为财政上的紧张，如果明朝能有钱赈济灾民，发放军饷，不说一定会中兴，至少还能再续命几十年。只可惜，历史没有后悔药，张居正的改革的荒废已经预示了大明王朝灭亡的命运。【团长说历史专栏第四期】每周四更新历史堂团队作品文：埃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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