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给今人带来的是遗产还是负担，有不少的争论。“三线建设”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与国内形势上的原因，虽然有过高估计战争的因素与不讲效益的问题，但对于保障国家安全、改变西部落后面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三线建设；战争；工业布局；经济规律
一、何谓“三线建设”
“三线”的划分，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我国的自然地理、经济重心和国防安全的位置和区域为根据划分的一个经济地理概念。它将沿海和沿疆地区作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而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地区为三线。“三线”又分西南三线（包含四川、云南，贵州及湘西和鄂西）和西北三线（包括陕、甘、宁、青，豫西和晋西）。三线地区离海岸线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部边界上千公里，还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屏障。
“三线建设”的概念，是指在我国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以备战为中心，以军工建设为主体，在三线地区实施工业化的建设进程。其中由国家意志推进的称“大三线”，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推进建设的称“小三线”。大三线建设由中央财务拨款，实施的均为战略性工程，如核武器、核潜艇、火箭、导弹、卫星以及钢铁、交通等。在大三线建设的同时，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小三线建设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主要产品是为步兵和民兵提供轻武器装备。
二、“三线建设”产生的背景
1964年春，随着攀枝花钢铁厂工程的上马，宣告“三线建设”历史画卷的序幕被徐徐拉开。“三线建设”由当时共和国的最高决策层与领导者亲自提出，有着其深刻的国际背景与国内形势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西方阵营对新生的人民中国采取了政治敌视、外交孤立、经济封锁、文化渗透、科技限制以及军事威胁等政策和手段。为了遏制新中国，他们一再践踏国际法公然支持新疆和西藏分裂势力，千方百计地企图阻挠其统一和领土完整。作为西方盟主，美国在战略上不断强化半月形包围圈，讹诈和封杀手段更是咄咄逼人，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
其次是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把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不断叫嚣要反攻大陆，不断派遣武装特务袭击大陆东南沿海，妄图建立大规模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从1962年到1965年就派几十股武装特务登陆大陆。派遣侦察机深入大陆腹地窃取军事调动、国防建设等情报。指挥潜藏在大陆的特务进行爆炸、暗杀等活动。
第三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老大国沙文主义不断恶性膨胀，视中国为其奉行的世界霸权主义的绊脚石，处心积虑地欲清除而后快：1959年单方面撕毁协议，停建一切援华项目，撤走全部专家；1960年多次侵入中国领土，擅自挪动界碑，殴打绑架我军民；1962年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策动当地居民外逃；次年与蒙古国签署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进驻蒙古；在中苏边界地区陈兵百万人，战略导弹瞄准中国，试图对我国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在中国新疆和黑龙江等地挑起武装冲突。
就国内形势而言，自1953年我国首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规划提上工作日程后，对于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苏方专家计划全部放在东北或沿海地区。理由是东北和沿海地区工业建设配套条件较好，项目上马快、工期短、成本低、见效快、空间大，而且针对性、可行性和操作性强。但毛主席认为这不利于中国工业均衡布局和国家长治久安，因此主张将一批项目放到中西部。经反复协商，最终106个民用项目中的21个和44个国防项目中的21个，落户西部。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开始扎根中西部。 在1964年5月9日，罗瑞卿将总参谋部作战部的调研报告报送中央常委。报告表明：我国工业布局不适应备战：
一是工业过于集中。14个百万人口城市集中了60%的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
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大城市大部分在沿海地区。战时防空、疏散人口、保障生产，特别是预防核袭击，能力低下。
三是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多在大中城市，城市遭受轰炸时，交通也易被破坏。
四是水库安全泄水能力差。若水库同时被炸毁，京津及周围地区将遭水灾。
建立在这样的备战态势与对国内经济布局的分析基础上，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要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遭受百年殖民蹂躏的中华民族，历经几代人前赴后继、几千万人流血牺牲，才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面对悬在我们头上随时可能落下的利剑，为了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别无选择，被迫而无奈地做好反侵略准备，既要做好应对常规战争的准备，又要做好应对核战争的准备。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举国上下“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了主流意识和行为准则。
三、“三线建设”的实施内容
从1964年到1970年为三线建设第一阶段，投资560多亿元人民币，开工400余个项目。1971年至1980年为第二阶段，耗资1492亿元人民币，开工1100多个项目。这初步改变了内地工业基础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工业布局不合理、科技人才缺乏等局面，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工业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工业体系，达到了打不垮、炸不烂的战略预期。比如交通方面，随着成昆、川黔、贵昆、湘黔、焦柳、襄渝焦枝、枝柳、青藏一期等铁路的贯通，使西北、西南地区铁路纵横，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相互通达；依托襄渝铁路，湖北十堰建成第二汽车制造厂；机械方面，按照既为军工服务，又为国民经济提供装备的原则，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重型机械工业基地，在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航空航天方面，在四川成都、贵州安顺以及汉中、鄂西建成了航空工业基地，形成了歼击机、运输机生产中心；在陕西南部建成了火箭和导弹等战略武器科研、生产体系，在四川西昌和甘肃酒泉建立了航天工业生产、卫星试验基地、航天发射中心，等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均超一线和二线地区。
为了改变我国工业布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中央投资2052亿元，建设了1400余家企业和100多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三线地区迅速崛起了群星灿烂般百余座新城镇，30多座新城令人刮目相看——攀枝花、绵阳、西昌、雅安、乐山、十堰、德阳、六盘水、安顺、凯里、怀化、金昌等。
四、关于“三线建设”的得失分析
“三线建设”的困难和艰苦不言而喻。在原始生态环境中，既要长期超负荷工作，又要克服生活困难和调整心理状态，这对人的素质尤其是品德修养和思想境界要求很高。在“好人，好马，好刀枪上三线”口号中，400万优秀儿女义无反顾地背井离乡，有些举家搬迁，连同家属人数超过千万，他们怀着“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四海为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境界与精神，默默地为实现强国梦献出了青春，甚至献出了生命。
当然，今天我们从历史事实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会认为“三线建设”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战争危险估计过高和在“文革”干扰等情况下实施的存在一系列问题和不足的庞大系统工程，问题主要体现在：
第一，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时间过久，投资过高，国力难当。如1965年至1971年，新建和内迁企业1000多个，资金、设备、原料常常滞后，有的中途被迫下马，有的项目建成后又长期不能按计划投产。
第二，一些建设项目缺乏科学论证，且实行边勘探、边施工的方式，计划和要求过急过快，建设费用常常超出投资预算，从而导致工期一拖再拖，投产后效益低，有的生产越多亏损越多。
第三，强调战备需求，忽略经济规律。如按“靠山、分散、进洞”原则，造成生产管理、后勤服务等方面人力物力的浪费。为了解决职工和家属生活需要，企业不得不进行社会化投资和管理，要建商店、医院、学校、幼儿园、书店、派出所等机构。
第四，“文革”干扰，有些建设项目为了政治挂帅、政治献礼等导致规章制度废弃，瞎指挥、搞突击。
第五，国民经济临战状态，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国防建设虽然投入巨大，但主要是应急建设，缺乏长远规划，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一些武器装备与世界差距扩大。
第六，认为东北和沿海工业基地将是战争的殉葬品，不肯投入或投入严重不足，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潜力。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80%的工业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这种布局无疑将在大战中很快失去工业后方，进而失去自卫能力，任人宰割。因此，中国必须有所为。三线建设就是以战备为中心，在中西部13个省和自治区建立完整、门类齐全、互相协调、实用实战、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工业和交通体系，打造坚不可摧的工业战略基地和国防战略大后方。
但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以现在的国际形势评判历史重大事件的是与非、功与过。面对被孤立、被包围、被侵略的弱肉强食之国际形势，没有重工业特别是没有国防实力、没有战略后方的中国倍感安全压力。在无法准确预料和把握世界大战或大规模侵华战争是否爆发、何时爆发、爆发规模的紧迫危险环境中，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多准备比少准备好。中国总不能把国家安危寄托对战争威险程度估计不足上，不能把民族独立寄托主观侥幸心理上。受尽列强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作为落后农业国，面临着超级大国的常规战争威胁与和战争讹诈，面临着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即使高估了战争危险程度是可以理解的，是难免的，也是情有可原的，更是责任所在和使命使然、更是历史担当。为了防患于未然，中国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必须做最好的准备。
1990年小平同志曾意味深长地说道：“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他又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
即使就经济意义的层面来说，“三线建设”客观上改变了国家工业布局，促进了内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物资基础、科技条件和人才队伍。没有三线建设，今天中国东西部地区差别更大，西部大开发和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时间更长。
至于“三线建设”成本过高的问题，“三线建设”经济上不划算，军事上划算的问题，以及关于“吃穿用”与“三线建设”孰先孰后、谁重谁轻的问题，对此，不能简单地用谁是谁非、谁对谁错来评判。今天看来，这几种意见都是从国家利益考虑的，只是工作视角不同与孰先孰后、轻重缓急、比重比率不同而已。确保自身安全、建设战略后方、威慑霸权主义、改善自身发展环境之代价，属于国防安全、和平发展之成本，是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无奈之举。工业重心转入三线地区之效率低下与效益损失，是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预付金，属战略性长远投资。待到收获期，红利将持续让国家、社会和民众得到补偿和回报。而“吃穿用”解决不好，固然社会就不稳定，但“三线建设”解决不好，就没有战略后方，国家安危就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危相辅相成，辩证和谐地处理，两者相得益彰，否则，一损皆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发展的常态，特殊时期，国家安危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天枰上更具分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国内外形势的特殊性，导致国际和国内许多历史事件都不可免地有其特殊表现形式，非独“三线建设”而然。
无论如何，“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难得的历史镜子，启迪颇多，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大规模建设和高强度投资必须有稳定和民主的社会生态基础；
二是经济建设必须按经济规律办，科学规划、科学管理特别不能以大跃进式的运动搞建设；
三是国防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建设相协调，要立足当下，也要着眼未来；
四是必须有国际视野，既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又要透过国际形势把握新动向新趋势，理性洞察世界强国的看待世界的视角、心态、思维方式、是非标准、国家利益和行为准则。
因此，笔者认为，“三线建设”的基本事实是：在这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影响深远，事关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战略决策时刻，在与世界霸权主义的较量中，直接或间接地赢得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博弈的胜利，取得了开发西部的重大经济成就，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促进了中华文化的进一步沟通、融合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彩华.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得与失[J].当代经济研究， 2005（06）.
[2]张勇.近三十年国内三线建设及相关问题研究概述[J].三峡论坛， 2014（02）.
[3]马泉山.再谈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1（06）.
（作者单位：新华书店总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