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语言论》之类论著的趣味盎然相反，《普通语言学教程》显得审慎而理智：索绪尔是一位理想化的结构主义者，他分析语言形式化、精密化的目标消解了语言的可感度，有时让我难以接受。索绪尔似乎是用一把手术刀支解着语言这个小羊羔，让语言变得可分析、可操作然而不可爱；先前读萨丕尔的《语言论》，即使是最枯燥的语言现象都是那么的色彩斑斓，萨丕尔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人文主义语言学家的宽容、感性。他笔下的语言似乎是活体、在呼吸。那么，“人文”和“科学”究竟谁更接近语言的本真？
在对语言的认识问题上，人文主义的学者显示了一种“友善”，而科学主义的学者分明是一派“大义凛然”。作为前辈的洪堡特在其学术生涯里，写了很多的语言学论著。而能够串起他所有论著的一根红线，就是他对于解释语言的无限创造性方面的兴趣。他定义语言是一种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能力，从根本上否定了语法学家笔下的固定、僵死的描述。洪堡特说：“语言就其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东西。”“与语言有关的一切方面只能与生理学的过程相比，而不能比作解剖学的过程。”语言到了结构主义者手里，恰恰就被解剖成事实的虚拟图式——模型，就被造房子似的首先建立起一个骨架，再填充进去质料。结构主义者们认为“认识过程必须从对事物或对象的观察和描述水平，提高到模拟化水平，以模拟的形式把事物和对象表现出来。”因而与其说结构主义者们是在努力寻找在事物、现象的“言语活动”之后的“语言结构”，并力图通过结构系统的研究，来揭示研究对象的根源，倒不如说他们利用了语言（或者言语）的规则，建立起精巧的雏形，玩起了“炮制语言”的游戏。
语言和言语问题的二分是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出发点，也是欧洲大陆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然而，索绪尔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与这一区分的最先提出者——洪堡特是那样的不同。
洪堡特对语言有过精彩的论述：
“语言中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是无法从那些孤立的要素上去认识的，而是只能在连贯的言语中为人感觉到或猜度到（这一点更能够说明，真正意义的语言存在于其现实发生的行为之中）。一切意欲深入至语言的生动本质的研究，都必须把连贯的言语理解为实在的和首要的对象。”
洪堡特的人文姿态让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变得动态而开放。如果说语言是抽象的、一般的，那么真实的语言只存在于实际发生的、个别的、不完整的言语之中。如果说语言具有创造性，那么这种创造性首先要到赋予语言以生命力的言语活动中去发现。洪堡特也认为“语言作为其产品的总体是与每次所讲的话有区别的。”但是在他眼中，语言是精神力量积极自主的活动。“我们不应把语言视作是无生命的制品（Erzeugtes），而是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将语言看作是一种创造（Erzeugung）。”
反观索绪尔的结构模型，语言不再表现为心灵和事物之间的中介，而构成一个它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语言是自足的，是处处具有内在关系的。“在这个极点上，作为话语的语言便消失不见了。”
索绪尔对于语言的譬喻也许是书里为数不多的几抹亮色之一，对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索绪尔比作交响乐和演奏。“交响乐的实在性不受演奏方式的制约，它也不受演奏时某些错误的影响。”可是交响乐的乐章对于语言学家当然具有研究价值，然而用小提琴还是用二胡拉《梁祝》对于受众有更高的价值。无论是将言语进一步抽象、规则化而割裂出语言，将广义上的语言机械化，还是假设一个精心雕琢的美丽坯子，言语只成为填补其中的泥土，结构主义都对他们所提出的“言语”太不公平：“语言”是从个人“言语”观察得到的，然而一经获得就将言语一脚踢开，而变得毫无研究的价值。结构主义者对于所有的人类文化现象都采用一种“无意识的结构”方式，认为所有的现象都是人的意识无意识地投射。我却觉得这是他们想当然的精密结构，他们是用将言语整合之后得出的规律来否定言语。有意识的活动，或者说事实，对于结构主义者们的意义远不及无意识的结构意义重大，甚至可以以后者为唯一研究对象。然而专门研究人类语言现象，却又不得不依赖人们有意识的活动——言语，才能涉猎到最终的目的物——语言。也就是说，语言是触摸不到的，而且决不会一下子暴露出来，它必须通过“个别的说话者全部技能的部分表演中不完全的表现出来。”这中间其实已经产生了一种矛盾。
很多研究者认为索绪尔十分强调言语和语言的区分，但是他没有将两者绝对割裂开来。而这么结论的论据是索绪尔说过——“毫无疑问，这两个好象是紧密相连而且互为前提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但是，我觉得索绪尔之所以一方面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分门别类，而将前者视为语言学研究的唯一对象，使两者显得不可调和；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退一步将两者互为因果，让语言和言语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两者彼此融合。这样一来，不仅他的论证让人难以臣服，而且在客观上，也显得他为了适应结构语言学的需要，过分夸大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分。
也许索绪尔对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的意义正在于，使结构主义者明确了实际事物的信息在认识过程中是通过间接的符号系统表现出来的。这让我想到了逻辑学这门重演绎、推理的学科。以我所学的皮毛来看，推理之前的第一步就是将文字符号化，变自然语言为形式语言。数理逻辑创始人莱布尼茨建议当遇到某一领域的争论时，争论的双方就应该“拿起笔来说：‘让我们来算一下。’”为此，他提出了建立符号语言设想。他的设想由数理逻辑的奠基人弗雷格首次实现。对于给定的形式语言，根据需要，可以通过赋值或模型对其进行严格的语义解释，从而才能进行逻辑推理。逻辑学上很强调在表达命题时排除心理成分或把心理成分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在这一点上，与结构主义者对于我们的语言的解构颇为相似。但是即使是逻辑学这样一门纯然客观、完全理性的学科都不能彻底摆脱心理、理解力等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当对一个命题加以断定（形成判断）时，判断者自身的知识程度、理解能力以及心理因素占很大的比重。我实在很难想象，我们的语言竟然能够脱离情景、语境和各种社会因素而“孤立”存在。语言的研究真的能够像逻辑学那样纯然符号化吗？这还是我们触手可及的、那带着深厚人文气息、承载广博的民族底蕴的语言吗？全球的语言经这样的剖析除了有物理上的区别，还能产生些什么“笔端带有感情”的东西呢？
这其实可以比作我们的城市规划：城市作为一个系统，具有严格的规划。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论，个人的创造力对于这个体系不起任何的作用。那么既然这样，每一座楼房的建造不需要设计者，只需要建筑工。因为无论是哥特式的建筑还是中国的古典园林在他们眼中一个样——都是房子，而且仅此而已。在我眼中，人文学科的魅力和价值与其说是科学的规律，不如说是那种体验式的、不可言的心灵相通。
诚然，索绪尔对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语言学着重研究比较稳定的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语言学的研究。而且任何学科都存在着区分根本系统和将系统具体化的问题。我们也必须承认言语确实只是“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冰峰，而语言则是支撑它的冰山，并由它暗示出来，语言即存在于说话者也存在于听话者，但是它本身从来不露面。”然而问题是，索绪尔在这样区分的同时，又将言语活动中的各种物理的、心理的、生理的现象束之高阁，分明就将语言学中的许多宝石埋入尘土。或者说，由于受到迪尔克姆社会学理论的影响，索绪尔夸大了语言凌驾于言语之上的超个人现实。事实上，言语的研究更实际、更迫切，因为言语不仅受语法规则和语义习惯的制约，而且受使用语言的习惯和社会行为准则的制约。“这不仅可以把语言分析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和人际关系中考察，而且还可以把语言研究纳入言语行为的研究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言语优于语言的说法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有一个始终困扰语言学界的问题就是：人文和科学，到底什么标准适用于语言学？
对于结构主义者而言，建立精密的模型是不二法则；索绪尔的初露端倪，列维 斯特劳斯的执着追求，乔姆斯基的登峰造极，都使这一流派产生强大的生命力。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对于语义学研究必须依靠大量而不确定的非语言知识，Chomsky的树型图在这里派不上用场。它要求的不是科学的精密性，而是人文的关怀性。我喜欢读萨丕尔的《语言论》甚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原因正在于此。
萨丕尔的研究涉及语言的方方面面，他探讨语言和文学、音乐、人类学、心理学等等领域的关系。他所研究的语言不是布龙菲尔德令人昏昏欲睡的“纯技术”，而是以一种宽广的学术视野探讨语言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层影响。语言真的是那么神奇而“妙不可言”。
有人指出人文主义语言学家在许多问题上是模糊甚至是暧昧的，如果这样说的话，科学主义语言学家的观点顶多不过是一种激进的科学“假说”。你可以近距离的审视、揣度，科学的演算，大胆的假设，但是，你决不可能从中获得美感、得到心灵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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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