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鄂伦春族是中国东北部地区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大兴安岭的山林地带。森林孕育了鄂伦春族，狩猎是鄂伦春族最主要的生产活动。历史上鄂伦春族社会形态长期滞留于原始社会阶段，新中国成立初仍生活在大、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从1951年开始，政府在鄂伦春地区逐步推行建立自治旗和猎民乡镇，实现区域自治。1953年，鄂伦春人结束游走于森林山水之间的游猎生活，在党和政府的安置下下山定居，开始接受现代化浪潮的洗礼，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从游猎走向定居的过程极大地促进了鄂伦春族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真正实现了鄂伦春民族由原始社会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转型与变革，是鄂伦春民族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关键词：鄂伦春族；狩猎；定居；跨越性发展
鄂伦春族的是我国东北部地区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鄂伦春族的人口发展，只有百年的历史可查。据1917年俄国学者史禄国调查，鄂伦春族约有4110人。新中国成立前，由于近现代战争频繁以及游猎民族动荡不定的生活方式，鄂伦春族人口急剧下降，到1950年约有2500人①。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以及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大力扶持，鄂伦春族人口数量增长较快，并且人口素质也有了极大的提高。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国有鄂伦春族7004人。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有鄂伦春族8659人②。
鄂伦春族始居黑龙江北岸，十七世纪中叶以前，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直至库页岛的广大地区。十七世纪中叶由于沙俄的入侵，鄂伦春人大部南迁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地区，分别在呼玛尔河流域、逊河、沾河、乌云河、嘉荫河流域，阿里河流域，多布库尔河流域以及托河流域五个流域过着游猎生活。在历史的长期过程中，由于从事游猎生产的传统以及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等原因，鄂伦春人始终过着居无定址，宿无房舍的游猎生活，也一直保留着历史悠久的狩猎文化。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理以及引导少数民族的发展，政府在鄂伦春地区逐步推行建立自治旗和猎民乡镇，实现区域自治。1953年，鄂伦春人结束游走于森林山水之间的游猎生活，在黨和政府的安置下下山定居。这是鄂伦春族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虽然在整个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消极作用，但它不仅使鄂伦春族人民的生活有了稳定的环境，而且对整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极大地促进了鄂伦春族的现代化发展，使其从原始社会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跨越。同时，鄂伦春族的飞越发展也证明鄂伦春族实行下山定居的民主改革政策是十分正确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将在对鄂伦春族下山定居的过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讨分析鄂伦春族实行定居的历史原因、条件和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定居产生的问题及其消极影响进行反思。
一、推行定居的历史原因
历史上鄂伦春族世代居住在兴安岭繁茂的林海之中，狩猎几乎是鄂伦春人唯一的生产方式。狩猎是鄂伦春人重要的谋生手段，主要的食物、衣着来源都是山林中的野生动物。在长期的狩猎过程中，鄂伦春人形成了以共同狩猎为核心、以父系氏族公社为主要特征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乌力楞”大家庭，传承着丰富多彩的鄂伦春族狩猎文化，并建立起单一的狩猎生产经济模式。随着鄂伦春族内部及同周围民族商品交换的发展，鄂伦春人逐渐通过将猎品换取其他粮食、盐、马匹、子弹等其他商品，改变了自给自足的狩猎模式，丰富了生产生活资料。可以说，深深植根在血肉之中的狩猎本领推动着鄂伦春民族经济的发展，构成了鄂伦春人的精神支柱和生存源泉。
然而，狩猎这种最为原始的生产方式一直阻碍着鄂伦春族经济和社会的进步。狩猎经济相比于其他经济类型最大的缺点在于生产生活的不稳定性。生产上的不稳定性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由于狩猎活动本身的特点以及天气变化对狩猎活动的影响，一般通过狩猎取得的猎品仅能满足基本生活和一小部分交换的需求，而有时却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无法保障。夏季阴雨无法出猎，冬季的严寒只能过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生活③。生活上的不稳定性还表现在由于野生动物的习性以及季节的变换，鄂伦春人需要不断进行迁徙，过着居无定所、宿无房舍的原始生活。
其次，原始封闭的狩猎体制也给民族交流的扩展以及民族文化的创新带来巨大的消极作用。由于山林的阻隔，鄂伦春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十分有限，几乎仅存在于简单的商品交换之中。自身的封闭再加上历史上国内外反动统治阶级对鄂伦春族的剥削压迫更使其一直保持着贫穷落后的状态。以狩猎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也使其很难接受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先进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特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却也造成了民族文化的落后保守，缺乏生机与活力。落后保守的民族文化也反作用于经济、社会，限制了生产生活方式的更新与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原始落后的经济制度、社会体系、文化心理更加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随着大、小兴安岭的开发和建设，人口增长，森林锐减，野生动物减少，传统的狩猎经济遭受了很大的冲击。鄂伦春族要想实现民族的转型与现代化发展，唯一的出路就在于下山定居，从事农耕，进行彻底的变革。
二、实现定居的历史条件
想要彻底扭转传统狩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如果在实行过程中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很容易对其发展造成严重的打击和破坏。清政府为了巩固边疆统治，曾在鄂伦春族中间推行“弃农猎归”政策，做出了向农业改变的尝试④。民国初年，政府大规模地推动鄂伦春族下山定居，从事农业生产的实践。民国五年，黑龙江巡按使正式颁批“收笼鄂伦春办法”，将劝抚鄂伦春族弃猎定居务农制度化、系统化⑤。然而，历史上这些推动鄂伦春族下山定居的政策措施都失败了，鄂伦春人仍然回归了原有的丛林生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不完善、不合理的定居政策施行后未能打破鄂伦春族世代相承的狩猎传统，其内在的社会结构、民族文化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和改善，再加上外部封建势力的压迫以及帝国列强的破坏，鄂伦春人最终无法实现稳定的定居生活。建国之后，党和政府为促进鄂伦春族下山定居、实现农耕进行了大量的准备，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试验和探索，最终成功实现了鄂伦春人的稳定定居，推动了鄂伦春族历史发展的伟大变革。其成功取决于多种条件的综合作用：
1.鄂伦春族政治地位的提升，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新中国建立之后，改变了之前鄂伦春族受到其他民族剥削压迫的局面，实现了鄂伦春族人民自由平等权利的发展。1951年4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鄂伦春旗，鄂伦春获得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自主地管理区域内本民族内部事务。同时，政府也在很多地区建立了鄂伦春协领公署及分署，领导鄂伦春人民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⑥。这些举措都为之后鄂伦春族的定居工作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和便利。
2.党和政府对传统狩猎生产方式、民族文化的保护。考虑到鄂伦春人世代相承的狩猎习惯、对于狩猎生活仍有很深的感情，党和政府并没有企图在一夜之间改变传统狩猎生产方式，强制性地将鄂伦春族依附于土地之上，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坚持以猎为主的方针，缓慢地向农业生产过渡，并没有直接打破两者之间的界限，而是采取了农耕狩猎混合发展的政策。在农业生产方面也按照鄂伦春族过去集体狩猎的习惯，走合作化的道路。这种生产方式变革的渐进性以及自由宽松的发展环境极大地缓解了山林游猎与定居农耕的矛盾，使得各项定居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地落实。
3.党和政府的各项扶持政策以及宣传教育。在定居过程中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是一揽子包下来政策，资金、技术、粮食、房屋均是由政府提供的，村里的公共设施如学校、卫生所等均是由国家出资修建的。而且每年国家都从国库及地方财政中拨出大量的救济款、救济粮援助鄂伦春族⑦。在宣传教育方面，派出工作组对各家进行政策宣传，提高鄂伦春人文化素质，鼓励鄂伦春族青少年入校学习并给予政策支持。
4.鄂伦春人思想观念的改变。在党和政府正确的定居方针、各方面的政策扶持以及宣传教育的良好推动下，鄂伦春族人民逐渐树立了重农观念，克服了生产生活改变的种种困难，提高了农耕技术，收入较之从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切身感受到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好处。土地占有量逐渐成为评判贫富的标准。这种思想观念上由内向外的驱动力瓦解掉了之前落后保守单一的经济、社会体制，使民族的转型、定居的实现真正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在这些内外结合、相互支撑、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基础上，鄂伦春族最终实现了由游猎到定居的跨越性发展，开始了现代化的变革。
三、反思定居对鄂伦春族的历史影响
鄂伦春族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由游猎生活向农耕定居的过渡，实现了从原始公社制度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这种跨越式发展改变了鄂伦春族原有落后封闭的生产方式，由单一的狩猎经济扩展到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加速了社会进步的进程，极大地改善了鄂伦春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态，使他们享受到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福利；在社会结构层面，鄂伦春人彻底摆脱了旧中国的阶级压迫和政治统治，重建了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维护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通过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鄂伦春族自由发展的权利，也改变了传统的封建家庭体制，向现代家庭过渡；在民族文化层面，推动了鄂伦春人克服传统狩猎文化的惯性，摒弃落后封闭的思想观念，积极学习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影响，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接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得到提高，初步形成了本民族的知识分子队伍。与此同时，文教、卫生、医疗等各个领域都因下山定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变革，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飞速的进步。虽然下山定居对鄂伦春族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意义一直占据着主要方面，但本文希望通过对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阐述来探讨其消极影响，以期能更好地为今后鄂伦春民族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反思与借鉴。
下山定居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1953年鄂伦春族下山定居以来，政府推行着开发森林、拓土开荒的经济政策，以推动鄂伦春族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然而这种开发方式破坏了森林资源，也引发了一系列环境资源问题。以鄂伦春自治旗为例，原生森林越来越少，除了人为保留的自然保护区外，其他地方已不见原始森林，优势树种——原始的兴安落叶松林基本消失⑧。生态环境的恶化也使得山林之中的珍稀动植物资源大量减少甚至濒临灭绝。这种恶性循环对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渐渐暴露出来，狩猎、畜牧、采集经济等都由山上狩猎到下山定居的过渡也造成了鄂伦春族人民的身份迷失与认同困惑。在鄂伦春人下山定居的过程中，受到外部政策变化的影响，鄂伦春人原先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传统的生活痕迹慢慢消除，逐渐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融合。他们世代相承的狩猎本领渐渐变得陌生，农业经济、市场经济以及工业化的发展使得鄂伦春人内心更加困惑与迷茫。原有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信仰、价值体系走向了崩塌，而新建立的价值体系却本不属于这个民族。面对着已经剧变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鄂伦春人的内心难免会感到悲凉和无奈。
部分鄂伦春族独特的传统文化也在下山定居的过程中走向消亡。鄂伦春人世代在山林中生产生活，在实践中形成了灿烂的鄂伦春狩猎文明。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狩猎经济的逐渐衰落也推动着传统的桦皮文化、兽皮文化、音乐艺术等鄂倫春多种民俗文化得不到传承，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日益失去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凝聚着鄂伦春人对世界思考的产物——萨满信仰也逐渐分崩离析，鄂伦春人的精神支撑受到了摧毁。甚至连代表民族身份标识的鄂伦春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冲击，新一代鄂伦春人更习惯通过汉语进行交流。鄂伦春民族的精神内核和文化传统已岌岌可危。
综合看来，鄂伦春族在实现现代化跨跃性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然、人文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毫无疑问的是，下山定居是鄂伦春族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其实现民族转型的唯一出路。然而在实现经济、社会良好变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给予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更多的关注，不能采用简单直接的改造方法，而应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用变化发展的眼光处理现实问题，发挥鄂伦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守护鄂伦春人的精神家园。关键要从外部生存环境的变化中寻找一条适合本民族自身发展的道路，在实现现代化飞越的同时兼顾其独特性、民族性。
注释：
①鄂伦春自治旗史志编纂委员会：《鄂伦春自治旗志》，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84页。
②第四次、第六次全国人口调查主要数据的公报。
③何文柱：《论鄂伦春民族精神与鄂伦春民族经济的发展》，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研究》编辑部，第3页。
④赵复兴：《鄂伦春族游猎文化》，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
⑤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编《黑龙江少数民族·档案史料选编》1985年，哈尔滨，100-107页。
⑥鄂伦春自治旗史志编纂委员会：《鄂伦春自治旗志》，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3页。
⑦曲守成：《论鄂伦春族定居务农实践中的政府功能——历史的评判与审思》，《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67页。
⑧左岫仙：《鄂伦春族经济发展的困惑与模式选择》，《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