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议与法制司法委员会审议，再将该修正案提交国会全体会议，最终得到表决通过。但是，立法过程的草率与反复，已经给了国会议员们一个深刻教训。
另一个例证，是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后的立法。2014年11月7日，韩国国会通过了“世越”号沉船事故三项法案，分别是旨在查明“世越”号沉船事故真相的《世越号特别法》、为保障国民安全而改组政府机构的《政府组织法》修订案，以及旨在根除隐匿犯罪收益行为的《俞炳彦法》。
然而，4·16沉船悲剧一周年后，韩国民众的情感更为复杂。虽然有了这些应对法律，但舆论调查显示，65%的韩国市民表示，“安全形势没有发生改变”。遇难者家属甚至在光化门广场齐聚，以剃头落发的方式，要求海洋水产部立即撤回有干预沉船事故调查、逃避政府责任之嫌的《世越号特别法实行令》。
再看韩国反恐法案，在立法博弈过程中，国会两大党主要观点其实已趋于一致，只在一些细节处有所区别。比如，执政党提出“反恐指挥中心不设在国情院，而设在国务总理室”方案，在野党提出“国会应设立实时监督反恐指挥机构的情报监督支援科室”，诸如此类要求。
这种立法上的僵持，虽然没有展现朴槿惠和执政党的政治意志，也迟滞了反恐立法进程，却体现了现实中民众的复杂心态。
当然，恐怖主义袭击是韩国越来越近的现实威胁。朴槿惠政府虽然在美国催促下与日本达成 了永久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共识，展现了一定的决断力，但能否出台一部管用的反恐法案，将成为对其政治智慧和立法能力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