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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Y理论”为主题-撰写小论文。4篇
第1篇: 以“Y理论”为主题-撰写小论文。
以“行政在政府中的角色”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说明：学习完教材第7章至第13章之后完成本次任务。形式：小论文。要求：1．自拟题目。2．任选角度和方向进行阐述。3．论述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进行举例论证。4．不得抄袭，如需引用或借鉴他人成果，请用尾注标明。5．字数不得少于1000字。
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偏误
摘要：公共政策执行在整个行政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政府施政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现象，引起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无序和混乱。本研究在分析了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现象、原因后,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为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共政策；
矫正；
执行偏误
一、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背景
公共政策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组成人员通过运用各种手段，将公共政策的内容转化为现实, 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一种行为。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然而，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常常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公共目标不能预期实现。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 研究解决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问题，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效率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 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敷衍。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 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
（2）政策选择执行。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见了黄灯赶快走, 见了红灯绕道走”,他们“耍小聪明”、“打小算盘”, 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 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 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政策附加。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 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 导致政策扩大化。
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自行其是, 谋取私利, 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 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 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政策歪曲。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 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 从而导致政策失真, 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政策抵制。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从而产生抵制情绪，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 甚至逆风而行, “你说你的, 我干我的”,抵制心态异常顽固。
（6）野蛮执行公共政策。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演变成野蛮执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
二、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原因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
（一)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 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同时，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对政策随意变通，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其他领导的靠后；
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
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必然导致国家受损、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法无常规，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
（二）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这表现在: 一是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从而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
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
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
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二是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从行政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 法制化程度不高，变化的随意性很大，人治色彩浓厚。目前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受规则约束的运作”,“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 这是真正的管、卡、压”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三是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美籍加拿大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政策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 所有政策最终都表现为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处理。在政治环境中，犹如在市场环境中一样，个人也会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人们追求的是效用的最大化。我国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表明：人们是在利益的推动下去实施政策行为的。公共利益与地方利益、私人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决定了政策执行偏误的现实可能性。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长期存在的。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上级政府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下级政府以及作为政策执行的目标群体的广大利益主体必然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
结束语：
在一个制度比较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中，在法定的权限和正当的利益范围内,官僚们在制定政策时，由于受自利动机的驱使，往往会尽可能地在公共政策中体现、维持、实现、扩大自身的利益,但是这种自身的利益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范围之内，不至于与公共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相反，如果在一个制度不完善，尤其是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下，官僚的自利性往往难以受到有效的约束而发生膨胀,他们就会通过所掌控的公共权力,通过公共政策这一“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手段进行“政策寻租”,把公共政策变成赤裸裸的追逐自身利益的工具。
参考文献：
[1]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丁煌：《政策执行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一项基于行为和政策的分析》,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3][美]保罗·A.萨巴蒂尔等.《政策变迁与学习：一种倡议联盟途径》,邓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第2篇: 以“Y理论”为主题-撰写小论文。
运用公共治理理论，以“行政学的发展”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答：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中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这些因素无不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1.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兴起。企业家政府理论是伴随着西方传统政府官僚体制的危机而出现的,它不仅对政府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作出了新的回答,还对企业家政府的本质与特征作了简洁而形象的刻画。该理论认为,政府是我们用来作出公共决策的一种机制,是我们解决共同问题的方式的载体,对于一切文明社会来说,政府都必不可少。遗憾的是,政府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它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有效运作。然而,问题不在于政府中工作的人,而在于工作的体制,正如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言,政府中的大多数公务员是负责的、有才能的、立志献身的人,只是受制于陈旧体制的桎梏,创造性得不到发挥,精力遭到浪费。我们相信这些制度可以改变,释放出政府公务员身上巨大的能量,提高他们为公众服务的能力。
2.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所谓新公共服务,它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行政已经经历了一场革命。目前,与其说公共行政官员正集中于控制官僚机构和提供服务,倒不如说他们更加关注“掌舵”而不是“划桨”,即他们更加关注成为一个倾向于日益私有化的新政府的企业家。但是,在他们忙于“掌舵”的时候,他们是否忘记了是谁拥有这艘船呢?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家看来,公共行政官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于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他们的工作重点既不应该是为政府航船“掌舵”,也不应该是为其“划桨”,而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
第3篇: 以“Y理论”为主题-撰写小论文。
浅谈Y理论在日常企业管理中的适用
Y理论是现代管理科学中以人定向的行为学派关于人性的一种假设。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管理学家D.麦格雷戈在《企业中的人性面》一文中首先提出。麦格雷戈的人事管理理论主要体现在他他于基于X理论合理内核的扬弃而提出的Y理论中。在麦格雷戈看来，正是由于上述理由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我们需要另一种建立在对人的我和人的行为动机具有更为恰当的认识基础上的人事管理新理论。Y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般人本性不是厌恶工作，如果给予适当机会，人们喜欢工作，并渴望发挥其才能；
多数人愿意对工作负责，寻求发挥能力的机会；
能力的限制和惩罚不是使人去为组织目标而努力的唯一办法；
激励在需要的各个层次上都起作用；
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人类广泛具有的。因此，人是“自动人”。激励的办法是：扩大工作范围；
尽可能把职工工作安排得富有意义，并具挑战性；
工作之后引起自豪，满足其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使职工达到自己激励。只要启发内因，实行自我控制和自我指导，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就能实现组织目标与个人需要统一起来的最理想状态。
Y理论跟中国古代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很是相似，认为人都是有良心和自觉性的，只要条件合适，员工一般会卖力地工作。要求员工很好地工作，不能仅靠苛刻的管理制度和惩罚措施。如果企业能够采取正确的激励措施，员工不仅能够在工作中约束自己，自觉地完成所分配的工作任务，而且还会发挥自己的潜能。持有这种信念的管理者往往采用松散诱导的管理方式，通过与员工一起制订目标的方式，促使员工参与管理，从而达到完成工作任务的目的。
Y理论在近几十年中越来越受到管理者的重视和应用。日本推行的美国学者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就是建立在Y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从表面上看，Y理论和X理论是相互对立的，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而不是互不兼容的必选其一的对立关系，一位地强调一个方面显然是片面的。
根据Y理论的观点，我们在日常企业管理中，可采取以下相应的管理措施：
1、管理职能的重点。在Y理论的假设下，管理者的重要任务是创造一个使人得以发挥才能的工作环境，发挥出职工的潜力，并使职工在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贡献力量时，也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此时的管理者已不是指挥者、调节者或监督者，而是起辅助者的作用，从旁给职工以支持和帮助。
2、激励方式。根据Y理论，对人的激励主要是给予来自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让他担当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担负更多的责任，促使其工作做出成绩，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
3、在管理制度上给予工人更多的自主权，实行自我控制，让工人参与管理和决策，并共同分享权力。
第4篇: 以“Y理论”为主题-撰写小论文。
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大量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增长的同时,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消费和投资环节?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提供长久动力吗?本文正是由此出发,从增长、投资和消费三个途径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再检验,并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典型特征如何反映在效应的传递上,从而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给出经验的判定。
具体的,本文在第一、二章中对政府支出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和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借助于AD-AS以及IS-LM分析框架,刻画了政府支出的变化对增长、投资、消费和就业等经济系统的各方面产生的冲击,进而形成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此后,在此基础上,在第三章中对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总量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结果证实了地方政府财政调节的主体地位,这也为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省际政府提供了依据,但是,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更重要的是,政府支出不同构成对经济的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政府生产性支出与政府投资的增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更为突出,在当前以区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绩效评价体系下,政府的投资饥渴和投资冲动、政府支出结构偏重于生产性支出和微观经济领域而忽视福利与公共品提供,就不难解释了,投资性支出的增加的确能产生更显著的增长成绩,结构矛盾正是源自于不同层级政府间激励机制的扭曲。
第四章则主要集中在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的关系研究上,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实际否定了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期有效性,虽然,在短期内,政府支出的增加确实能够促进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这样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发生逆转,长期内,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挤入效应。同时,中央投资的增加也无法显著的影响到私人投资的变化上。这部分的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刺激计划更多的属于对私人投资和民营经济的替代,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仅通过产生出直接的社会需求而促进增长,结合我国产业和部门经济的结构差异,或许,这形成了两种循环,国有经济主导的行业内部,政府支出与投资的增加形成了强烈的产业需求,并通过产业链传导,微弱的反映在传统的竞争性领域和民营经济行业中,也一定程度促进了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两个循环的相对独立、有限货币供给条件下稀缺性上升导致的资金成本增加,却会在更长的时期挤出私人投资,进而形成“热者更热”与“冷者愈冷”的现实。如果再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及国有资本对传统和下游产业的介入,这种挤出将在更短时间内发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际恶化了结构失衡的格局。
在将视野从投资转移到消费环节,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改善消费水平,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又能够对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和消费驱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帮助吗?我们在第五章中进行了分析。基于模型的灵活性,我们在构建区域消费的面板模型时,导入了度量政府行为特征的控制变量。并确实得到了显著的结果。政府支出相对规模的差异,即大政府与小政府模式,以及政府支出的约束强弱,显著影响着财政政策对消费的传导与效果。总体看来,大政府模式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而非生产性支出的作用则正好相反。因此非生产性支出与转移支付的增加,确实能够对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一切必须有赖于政府支出约束机制的建设与监督机制的完善。实证结果实际展现了这样一副情景,随着省际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边界的清晰化,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向公共服务建设,一个小政府的财政模式似乎是更为高效,但如果不辅之于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预算外资金比重的上升,地方政府资金支配能力的自主性得到强化,政府收支体系的扭曲程度进一步加深,财政政策也许得到相反的结论：财政支出的增加反而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最后,在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完成初步度量后,我们在第六章还从效率的角度对我国省际政府的财政调节智慧与政府支出相对效率进行了分析。结合当前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和目标诉求,我们调整了衡量政府效率时往往偏重于公共服务职能与公共品提供的能力差异的研究方向,重构了政府支出的投入产出核算体系,将政府支出效率的衡量更多的集中于调控目标的实现。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且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从这个角度将,将目光更多的集中在效率的改善,而非支出规模的调节上,是未来财政政策优化的重要方向。
同时,分区域的政府效率考察也揭示了我国东、中、西部政府效率差异确实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特别的是,结果展示出中部地区存在一个持续的效率恶化过程。在此基础上,针对政府效率的变迁与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结论证实了“小政府更具效率”的假说,但有趣的是,在西部地区,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及政府干预的进一步增强,似乎对经济增长及政府效率提高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政府效率的改善存在截然不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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